門閥特權崩潰，平民勢力升進，此為唐宋之際社會演進的主流。此一主流之光明麵，為階級之剗除，脫瀹陳腐，煥發新猷，使民族之混凝進於一體，文教之普及愈益深透，皆無容疑者；惟亦有其黑暗麵，社會蛻變之際，舊文化不複適應新世態，理想沉冥，混亂矛盾，行屍走肉，一團黑漆，此又不啻開啟出民煩苦之新緒：譬猶河瀉龍門，曆高而下，行於平陸不無溉注之利，然泥沙瓦礫，包攝隨來，及其壅潰，且成新患，則固為彰著之事實矣。是以吾國中世末期以下之曆史，其社會病態顯露，有可得而論列者：
（一）政治理想之卑
唐末五代之混亂，屬於軍事變態，固無理想之足雲，可以置而不論。入於宋世，已為平寧一統之局矣，然其病根蹯伏，實未厘革，不過刀兵之後，人口大減，稍獲蘇息，暫聊其生而已；迨養息日久，丁戶激增，耕地漸蹙，而亂機又有形成之勢。宋太祖之得國，由於軍士擁戴，非有深仁厚澤，素結於人民，又時無世家大族，以為政權之支柱。明鑒於五季以來，武夫桀驁，常存僥幸，文人貪鄙，素乏忠耿，皇室高懸，益懍孤危，自策安全，務求其工。故厲行集權，密布法網，惴惴焉惟政權之是保，以防一切可能之異圖。蓋宋立國之政治理想及其統治方法，乃持道家精神而又參以法家之術者，是以自始富於消極的牽掣之特色，本無忌於有所作為，而亦惟恐其臣其民之能有所作為也。太祖時有司木官，以積材不整齊，上請截之，太祖即批其奏曰：“截你爺頭！”道家之術以不齊為齊，是以斥之也。[232]趙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乃許登對；又置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則焚去。[233]此雖或出於攬權固位之心，亦鎮以無為之意。太宗嚐聞汴水輦運卒有貿易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致損折可矣。”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物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234]真宗之名相為李沆、王旦，李沆嚐謂：“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製，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235]旦亦不喜事，“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236]此見宋初君臣為治之態度也。遵法慎變，則官吏安於故常；清靜無為，則社會流於放任。而其歸趨，則在牢持專製主義，以謀統治基礎之安固無搖而已。惟宋之專製主義，乃以陰柔綿密之方式出之，常能因應推移，有使人不易覺察者。如真宗恥於澶淵之盟，乃納王欽若之說，假造天書，以愚臣民[237]，於是祥瑞遝來，東封西祀，舉國若狂。[238]其妄誕可笑，識者未始無人而莫敢諫；王旦心知其非，迫於帝意，亦不能不勉強附和，然至臨歿，深為悔恨，遺命削發披緇以殮。[239]於此乃見宋政猜忍之本質，而表麵之寬大徒煙幕耳。其時政府賴以溝通民間者厥惟科舉一途，然由科舉以致仕官，時君亦僅寵以虛榮，縻以祿食，使不為我害而有以製人之意多，未欲即付以治平之實權。觀宋代相權之削弱，既遠不逮唐[240]，而百僚有官無事，乃別為差遣治之[241]，故使錯綜複雜，以術相製，則知宋用其臣而未始信之。故其武臣不特威惠素著之武臣，如王德用[242]、狄青[243]之流，舉不見容；即文臣之傑出者，亦輒見忌，如趙昌言之遣平蜀亂，太宗疑之而止；[244]杜衍、富弼能得民心，朝引以為憂[245]，皆非偶然。至若朝廷立法，諸如文武二柄不專付一人，而樞密院又與兵部互相牽製[246]，台諫之漸混為一，加強地位專以糾繩外朝[247]，兩製不許至宰相居第[248]，設通判以分諸州之權[249]，以及官吏之間，伺察極嚴[250]，種種防維，不難知其用意。此種心理既使統治機構難健全，不能發生充足之行政效能，而重本輕末，居中馭外之集權政策，又行之過度，至欲天下之務，鹹集朝廷[251]，朝廷之權，又操於君主之一手，於是上下之間，失其平衡，地方不治，殆屬必然。歐陽修嚐論此一弊象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