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宋征課商稅，分為過稅、住稅二種，前者按貨物價值抽百分之二，後者抽百分之三，[168]慶曆時達於最高額，歲入為二千二百萬貫。[169]《文獻通考》載：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三處，北占其二，南占其一；二十萬貫以上者五處，皆在南方；十萬貫以上者十九處，北得其一，南得十八處；五萬貫以上者三十處，北十二，南十八；五萬貫以下者五十一處，北二十五，南二十六；三萬貫以下者九十五處，北四十五，南五十；一萬貫以下者三十五處，北二十南十五；五千貫以下七十三處，北十九，南五十四。[170]據此可知宋中葉以後，商稅征收地域之普遍，且南方躍進，超越北方，其發達遠盛於唐也。又唐初於鹽、茶及酒皆未有課稅，而中唐以下由於賦入不足，乃行專賣之法，曆久講求愈精，乃成為最主要之收入。代宗大曆時，鹽鐵使劉晏整頓鹽法，其初鹽利歲才四十萬貫，後增至六百萬貫，天下之賦，乃居其半；[171]至宋則達二千餘萬貫，實三倍於唐。[172]唐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始榷茶，按時估每十稅一，歲入為四十萬貫。[173]至宋景德元年達於最高額，為五百六十九萬貫，[174]後增至六百萬貫，乃十四倍於唐。唐之酒課始於代宗廣德二年，文宗太和八年為一百五十六萬餘貫，[175]至宋慶曆五年達於最高額，為一千七百一十萬貫[176]，乃八倍於唐。按商稅及專賣收入之激增，其可能原因不外二種：一為物品生產、消費與交換之發達，二為稅率及專賣價格之提高。究之史實，北宋一般平均物價水準並不高於唐代，甚或較低於唐，錢幣之購買價值既未遭貶抑，則收入增大之原因顯由前者。蓋商業發達，一般物品之生產消費量大為增加，而交換過程加速，所需周轉資金隨之大量擴充，政府收入自亦勢必激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