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葉秉誠先生
四川大學的成立，雖然隻有八年，若追溯她的前身，源遠流長，實有三十多年的曆史。在其間遭遇著的困難與波折，不知花費過幾多師生的心血。今天當著她誕生的紀念日，使我不禁憶起一位可敬的教師——葉秉誠先生。
葉秉誠先生是四川大學及前成都大學的史學係教授。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關係極淺，本沒有資格來談他的任何方麵，不過即就我兩度聽講的情形，加以別處得來的見聞，葉先生卓峻的人格，已夠使我有刻深的印象了。
第一次聽葉先生的講演，也是初次認識，是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秋季。那時我初到成都不久，因與許多朋友（我們多是前師大附高中的學生）很有興趣於邊臨情事，曾經組織了一個“滿蒙藏研究會”。大家受著強烈的求知欲的驅使，分組研究，並在成都《大川日報》上設有《滿蒙藏周刊》刊行。在我們這個小小學會方成立未久，而適逢“九一八”巨變發生；這個晴天霹靂打在我們一般青年的心坎上，憤慨之餘，真是惶惑莫名。當時我們用學會的名義，借皇城學校裏的教室，會請葉先生來作過一次講演。他講的題目，好像是“滿蒙藏之過去”，由我充任記錄，隨後發表在《滿蒙藏周刊》裏。因為這一度的講演，我才開始知道這一位老先生是有卓識的學者。
他在講演時，極慨歎時人邊疆知識的缺乏：不特不了解日俄英對於滿蒙藏所抱的心理，更不了解邊疆同胞的心理。平時一無所知，事到臨頭，張皇失措，妄想的以那主權的空名詞，去在虎口中爭回肥肉，無怪是要失敗的了。他分析邊疆同胞的心理（他特重蒙藏同胞，因為東三省實少純粹的滿人）指摘內地同胞（漢人）一向所具的傳統觀念，謂為極不適宜於解決問題；他將日俄英對於滿蒙藏的心理，或者也可說日俄英對於滿蒙藏發生野心的來源，詳加剖析之後，亦指出國人虛驕的意氣與僵化的成見，挽救不了事實上的危機。記得當時的言論，在愛國主義的狂潮之下，多是情感豐而理智少，流為粗豪的叫囂；而葉先生獨能用其冷靜的頭腦，為自由無礙之批判，以客觀精神，駕馭著愛國的熱情，使之趨於正確的途徑。苟非深於史學的修養，曷克臻此？他在結束講演的時候，又鄭重地說：“知今而不知古，是為俗儒；知古而不知今，是為迂儒。”後來我讀他編著的《中國史講義》及別的論文，見其議論宏通謹嚴，貫通今古中外，於是更知葉先生的學問，足適世用，不徒是一種智識的點綴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