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與約和通與專有頗相類似的地方。中國古代有重博尚通的傳統，時代不同，社會變了，學術文化日益發達，人的精力有限，不能不重視分工，所以專家紛起，而前人所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話，就不再有人理會了。到今天，保藏下來的書籍實在太多，譬如我國的北京圖書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所藏達數百萬冊，甚至突破千萬大關，數量這樣浩大，教“生年不滿百”的人究竟怎樣去讀才行！所以讀書治學，既要選定一個方向和範圍，也要講求一些“刪繁就簡，屏纖存巨，蠲粗治精，舍虛就實之法”（清末人徐仁鑄語），庶使勞動有效，不致白費時光。宋代印刷術大行以來，書籍迅速增多，一些學者感到難以全麵照顧，便提出了要精不要博的主張。黃庭堅說：“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清代戴震更講得確切，認為：“學貴精，不貴博。吾學不務博也，故凡守一說之確者當終身不易。”又說：“知得十件而不都到地，不如知一件卻到地。”清代流行的考證學，西方傳來的各門各類的科學，其特色都是重專家的。現行的博士、碩士學位製度，雖以“博”“碩”作名稱，實際是向一門學問鑽進去，以求達到“專”的目的。提倡的結果，大勢所趨，顯然又倒向另一個極端，其表現是：文理科隔絕，互不通氣，把本來統一完整的知識文化加以割裂肢解，會導致形成片麵的觀點，偏枯的人生，看來這種教育模式也還是存在問題的。我國學者曆來有不少人主張把博與約（或者通與專）的關係結合起來，有重點地掌握，不宜隻顧一頭。例如：
荀子：“以淺持博，是大儒者也。”
劉勰：“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於心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