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傳統向來重視政府與上層社會的研究，但自20世紀初年梁啟超先生提倡“史學革命”以來，史學研究的方向發生較大的轉變，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主要關注民間和下層社會。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潮流奔湧勃發的基本曆史情景相呼應，革命史的研究取向自然成為此一時代學術的主流。
學術界關於清末民初曆史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主要是以辛亥革命為主線。在這種革命史的框架中，革命派的思想與活動得以充分地彰顯，但清政府及其他政治勢力如立憲派的蹤跡則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至多隻是作為革命的背景來敘述，甚至是當作革命的對立麵來批判。這樣，曆史的全息圖像就難以清晰地呈現出來，總使人難免有某種缺失之憾。20世紀60年代末，台灣學者張朋園先生完成《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的著作，雖然仍然是從辛亥革命史的角度研究立憲派，總體上未脫革命史的窠臼，但是，其對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的正麵敘述，被稱為是“擴充了曆史研究的範疇”（《韋慕庭先生序》）。大陸學者對於立憲運動和清末新政的理性實證研究，則晚至20世紀80年代才真正起步，至今方興未艾。這是一個良好的勢頭。
誠然，從曆史進程的角度考察，將清末民初政權更迭的曆史納入革命史的框架本亦無可厚非，辛亥革命作為一次致力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民主革命運動，無疑是當時曆史的一根最基本的主線；但是，從政治結構變動的角度來看，這個時期還是一個中國政治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期，政治近代化在革命的過程中發生，使曆史更具複雜性。因此，對於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的研究，不隻是為辛亥革命史的敘述做鋪墊。事實上，正是新政、立憲與革命三方麵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清末民初中國政治的新走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1]應該說，在進一步揭示辛亥革命曆史意義的同時，加強對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的充分研究，將更加有助於我們認識清末民初那段複雜多樣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