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報刊關注清末新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反觀自我，即對韓國自身的反省。《大韓每日申報》在長篇連載《對光緒及西太後崩逝後支那問題之研究》的結尾特別說明：“本記者此論觀其變革，不在支那，而在韓國。”[87]在此，清朝不過是韓國的一麵鏡子。從這麵鏡子中，韓國報刊又究竟看到了什麽？對韓國有什麽意義？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韓國報刊關於韓國自身的反省性認識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麵。
一是對韓國政府自身腐敗問題及社會與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韓國報刊在批判清朝政治腐敗的同時，對韓國自身的問題也做了深刻的反省。《大韓每日申報》特設“韓日人問答”之題，以韓國人質問日本何以背信棄義而虐待韓國，借日本人之口詳細剖析了韓國社會各界腐敗不堪之狀況，並得出其自取滅亡的慘痛結論。有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以波蘭、越南之曆史觀之，凡天下有心之人莫不哀之憐之。其實波蘭自亡也，非俄人亡之也；越南自滅也，非法人滅之也。今以日韓之關係言之，我日本何嚐有侵占疆土、虐害人民之主義耶？其實韓人自召其侵占也，自取其虐害也。餘此來貴國，觀於政界社會，所謂世祿之家，大官之屬，但知有身，不知有國，但知有家，不知有民，對我日人先意承迎，惟恐不及，一切權利無不讓與，此非自取滅亡者乎？又觀於士林社會，峨冠博帶，坐則屈膝，立則如癡，號召其徒曰：‘我輩聖人之徒，大明遺民，近世所謂新學問，皆夷狄之道，決不可留意；所謂新聞紙，亦皆異端邪說，決不可掛眼。吾黨中若有語及世界形便者，是雜念也，妄想也，切宜戒之。日後有真人自某中出，銃穴生水，使用神妙之技，彼鐵艦輪舶自當退去。’此輩口讀雪[聖]賢之書，名在四民之首，昏迷狂妄，如是其甚，此非自取滅亡者乎？又觀於人民社會，或甘於利誘，或甘於威脅，以其所有之家屋田土拱手讓渡於外人。又有一種奸民，將其同胞之所有，使之賣渡於外人，為其媒介，取其口文之餘利，看作能事。以此觀之，不出數年，全韓人民之田土家屋，盡入於外人之買取，此非自取滅亡者乎？吾子幸勿歸怨於他人，宜反諸己而省之。於是韓人氣結臆塞。”[88]日本人所言，確實是韓國人不得不承認的慘痛現實。《大韓每日申報》與《皇城新聞》以康有為之愛國強國論與梁啟超之辨真偽愛國，批評韓國人缺乏愛國心。“試問大韓人民其有愛國之性質者耶？奈之何外人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導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鶩，大者賣其國權，小者賣其田土，甘心於為奴為仆者首尾相續也。由此觀之，不可謂其有愛國之性質者也。”[89]因此，從韓國的前途著想，必須進行“根本的改良”，以去除其“社會上人心之惡根”。[90]中國某報載張謇有被保薦破格擢用之說，以其因儒者而辦教育、實業聞名，《皇城新聞》頗為感歎韓國學者的無用，有謂：“嗟乎！吾國所謂理學文學家者流，未見其以文章言論鼓勵一般同胞之事業者，況得見其有聯合財政家擴張實業與教育之事業者乎？對國家與人民未曾獻有分毫之效力，尚以讀書者自居，以能文者自負，實可謂無謂之甚者也。”[91]中國某報披露有某孝廉請罷修築鐵路、某秀才指斥世界新器為奇技**巧，《皇城新聞》頗為感歎腐儒心事如出一轍，“吾儕將此報與吾國儒生界對照，其思想之腐敗何其相類耶！”[92]梁啟超將中國亡國之責歸咎於那“頑迷蠢呆之數千名村學究”，《皇城新聞》則以為：“謂我韓亡國之責在頑迷固陋之儒生界並非過言。”[93]《大韓每日申報》還特別批判了所謂上流社會的腐敗，有謂：“然而自上流社會觀之，尚未見其有變動之機也。何以言之？哲學家之以著述而倡導之者幾人？雄辯家之以演說而鼓發之者幾人？實不可多得矣。以言乎政界，則過去及現在，非庸劣無能之徒，則皆混濁不潔之流，但其伎倆，東奔西趨，甘作外人之爪牙，戕害祖國之命脈而不顧者也。何足論哉！何足論哉！至若教育家、法律家與實業家等屬，仍屬萌芽時代，尚未發現其特色矣。所謂世臣巨室與閥閱富貴之家，依然是舊日習慣，仕宦之癮結於腦髓，一資半級與一官一職，患得患失，蠅營狗苟，全沒廉隅，此輩肚裏何嚐有救國救民的思想乎？至若紈絝子弟、遊**少年，憑借先世之遺業，罔念自身之修養，攜朋掣儔，往來馳驟者，惟是協律社、光武台、料理店、賞花室、與花間骨牌之場而已。彼於身家生活尚不顧念，況於民國思想乎？”[94]其甚至認為，韓國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失望病”，這是一種毒害慘酷的急性流行傳染病。“昨日無病躍躍活動之政治家，今日罹此病，則忽然其心灰，撫髀嗚呼；昨日無病熱騰瞑狂之法律家，今日罹此病，則忽然其腦迷，仰天號噓；昨日無病熱血疾呼之演說家，今日罹此病，則忽然其胸塞，擊地痛哭；昨日無病熱心教授之教育家，今日罹此病，則突然其誌冷，長太息咄咄；昨日無病孜孜勤勉之實業家，今日罹此病，則突然其眼朦，憂愁滿胸；昨日無病勃勃前進之學生，今日罹此病，則突然其氣死，烈淚灑灑。此病慘酷啊！……隻是希望心斷，失望心生，謂之失望病。蓋韓國晚近數年國力日退，民情日悲。今日望生挽回之力，乃者今日比昨日尤慘；明日望有醫救之期，乃者明日比今日尤劇。創孔益出，悲境益迫，於是全國人民之腦中闖發失望病。上流社會曰已矣，韓國滅亡乃已；中流社會曰休矣，韓國滅亡乃已；下流社會曰悲夫，韓國滅亡乃已。人不殺而自殺，悲夫！悲夫！”這是最悲觀的論調。要救此病，唯有激發其希望之心，“餘今日雙手敬奉神藥一劑，猛投於二千萬腦髓之中，即‘希望心’三字是也”[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