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政局變動的過程中，清末新政始終是韓國報刊關注的重要對象。《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有大量的相關報道，並時常發表頗有針對性的“論說”文字。韓國報刊究竟如何看待清末新政？通過分析《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的相關“論說”文字，可以有如下四方麵的認識。
一是對清政府政治腐敗的批判，指出不改革將不可救藥。清廷在庚子事變中逃亡西安後，迫於內憂外患的壓力，發布了新政的上諭，各省督撫紛紛上奏各種改革之策。對此，《皇城新聞》不以為然，批評各督撫“何其見事之晚也”。有謂：“清室之萎靡不振，蓋亦久矣。內亂蝟集，外患鷙張，尤為岌岌於十年之間者，即天下之所共知也。為其臣者，苟有一分犬馬之誠，悲憤慷慨，唏噓歎息，何以則圖存國家？何以則拯濟生靈？議出此案，固在十年之前。”這期間，各省督撫“希覬榮寵，窺伺權勢，自圖肥己，與同狗彘，忘棄邦國，與同秦越”。即使光緒皇帝發動戊戌變法，他們也是無動於衷，“或阿附助虐，或袖手旁觀，遂至洪流稽天，大火燎原，宗社之危亡，人民之酷烈，一陷於四千年無前之禍坑”。這些“誤君亡國之臣”現在紛陳改革之策，希望在局勢和平之後實行，並不是有悔改之心，實際上這不過是他們企圖與頑固派劃清界限以私謀自救之計而已。“以今觀之，平和回複未可期必於何時；雖至平和回複之日，畢竟倨傲之心複萌，懈怠之習複作，豈可臥薪嚐膽、忘餐廢寢汲汲為國家計也？此輩之心，明若觀火者存焉。處罰元凶，誅戮禁錮，幾回相續，渠亦膽寒肝冷，魂不附體，所以出於弭患求生之窮計也。”[58]地方督撫如此，清廷又如何呢？清廷在危難之際逃至西安，偏處一隅，朝廷上下仍不思振作，而是文恬武嬉，一派歌舞升平景象。“西太後好觀劇，公宴日開。皇太子遊**無度，耽觀劇場，放僻私遊，住宿娼家。各官醵金會宴，廣招梨園，大張演戲，殆無虛日。士商尚風，宴飲日張，一次酒席，銀至三四十兩。上自宮廷，下至市井，優嬉逸樂之像，流連荒亡之態，不見如睹。大抵清國之宗社傾覆，城闕淪陷，生靈屠戮，禍出誰手，罔非西宮之釀成厲梯也。現今萬裏蒙塵，十分危懼，宿過未懺，舊惡未悛，幸其矢丸未及之暇，猶有姑息昵樂之念，此何忍斯？然西後不過一寡婦，溥雋不過一紈絝，各官不過是逐逐蠅狗之一輩，士商不過是無學問無愛國心之一流，此輩亦何足深誅也。如鹿傳霖、榮祿、王文韶等皆元老大臣，當此危亡匪朝伊夕之日，雖如越俘嚐膽，楚囚對泣，猶不知置身何地。未聞進一諫以止宴嬉，未聞決一策以靖危亂。派分黨列，互相排擠，不顧國難，各圖私計，紛紜爭哄，坐失時局。大事一去，是誰之責？宴飲遊嬉，處堂之燕雀也；分派爭哄，相持之蚌鷸也。火勢一及，輿堂俱然，已無暇論；漁叟一至，坐收其功，理所難免。全清一局，將何以援之？”[59]《大韓每日申報》分析，清朝國權萎弱與社會紊亂的原因，主要是官吏的貪風。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總督賣將官，總兵之職需銀兩千兩至萬兩，尉官之職需不下一二千兩；總兵、尉官便幹沒糧餉和吃空額以中飽私囊，作為補償。布政使賣文官，知縣之職需銀數千兩，亦靠搜刮重斂作為補償。總督、巡撫與布政使之職需銀數萬兩，而其所賣管下文武官吏可得數十萬兩。都察禦史擬參劾某大官，其暗中花費數萬兩打點便可無事。至於訴訟案件，大者數千兩，小者數百兩。“清人俚諺曰：衙門雖開，理直而無錢勿入。”貪風盛行，全國人心思亂。“此風不革，其國其民雖不欲滅絕，其可得乎？”[60]盡管如此，清廷畢竟已經開始實施新政，幡然變革雖晚，然或有可圖。“若使清廷見機運斡在於戊戌政變之日，則拳匪之禍，聯合之烈，償金之毒，播越之苦，不但不止於此極，勵圖六七年之間，未知踵後於列強。今乃經營於覆轍之後，反未知十年之間而能回複其漸盡之元氣，此豈非為清國執政者失策乎？雖然，覆轍之餘，不能有後車之戒而長往不返，必至亡滅乃已。何幸維新之議遽出於此頭，使全清一局得此苞桑之係也！”[61]清朝雖然錯失了戊戌變法的大好時機，但在遭受庚子事變重創之後實行新政，尚不失亡羊補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