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隨著西力東侵，中國、韓國、日本這些古老的東亞國家也被逐漸納入西方殖民體係。在這勢不可當的殖民化潮流中，國際關係日益緊密，世界逐漸成為一個整體，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而置於這個世界之外。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殖民與被殖民隻能二選其一。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與西方列強為伍，中、韓兩國則淪落至被列強侵略的境地。這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宿命，姑不置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因殖民化而日趨於有機的世界裏，一些國際性事件便可能對各相關國家的內部事務產生影響，而一些國家的內部事務又可能成為國際性事件，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內政的變革可能難免有因應外交危機的緣故。在晚清，如果說甲午戰爭激起了戊戌變法，那麽庚子事變則無疑是清末新政的導因。日俄戰爭使清末立憲運動高漲，並催生出清廷預備立憲，已為學界之共識；而日韓合並與清末憲政改革進程的關係則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這裏主要探討日韓合並對第三次國會請願的相關影響。
如前所述，日韓合並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反響。除了革命派因而進一步堅定了其革命的宗旨之外，無論是立憲派，還是清政府官員，乃至於一般民間輿論，大都注目於立憲。這些究竟如何影響清廷憲政改革決策，以及清廷究竟對此如何應對，則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日俄戰爭後，日本變韓國為保護國，設統監府管理韓國外交，清朝末任駐韓公使曾廣銓被撤回國，有鑒於韓之外交而嘉謨入告，密奏清廷“速定立憲期限，庶於外交上不致大受影響”。其時尚有某侍禦密奏請速立憲，以期永保主權，並雲“立憲期限宜近，不可拘於舊例，以免國際上有失利權”。據說“兩宮深為嘉納”。[121]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駐外使臣也聯銜奏請“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他們認為：“我國東鄰強日，北界強俄，歐美諸邦，環伺逼處，岌岌然不可終日。言外交，則民氣不可為後援；言內政，則官常不足資治理；言練兵，則少敵愾同仇之誌；言理財，則有剜肉補瘡之虞。循是以往，再閱五年，日本之元氣已複，俄國之憲政已成，法國之鐵道已通，英國之藏情已熟，美國之屬島已治，德國之海力已充，棼然交集，有觸即發，安危機關，豈待蓍蔡。臣等反複衡量，百憂交集，竊以為環球大勢如彼，憲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莫由。”[122]其時，清廷已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為憲政改革決策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