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關於清末最後十餘年曆史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主要是以辛亥革命為主線，後來逐漸轉向立憲運動和清末新政研究，並與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後來居上而超邁之勢。學術研究不斷累積推進，這便需要不斷地進行學術史的總結。以下擬先對辛亥革命史、立憲運動史、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做一簡要的回顧。
關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實早在中華民國肇建之初已經開始，至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曆史。縱觀這一百餘年來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萌芽期，為1912—1949年。嚴格地說，這個時期的辛亥革命史論著，還談不上理性的學術研究。一方麵，當時人記當時事，曆史記憶的取舍難免摻雜個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就相繼出版了一些武昌起義史、辛亥革命史、中國革命史、中華民國史之類的著作，影響較大者有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穀鍾秀的《中華民國開國史》、高勞（杜亞泉）的《辛亥革命史》、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1]，等等。這些著作編撰之時，辛亥革命的曆史剛剛翻過去，編撰者多為曆史的親曆者或見證者，但由於政治背景與個人經曆不同，撰述動機各異，以當時人記當時事，難免黨同伐異，為自己隱惡揚善，對他人則過於苛求，從而使史實出現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盡管如此，這些著作仍有保存曆史記憶的功能，即便是相互矛盾的記述，也可為後世研究者提供可資利用的史料。
另一方麵，現實政治中黨派鬥爭激烈，黨派觀念與意識形態的宣揚勝於學術理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國政治出現從專製到共和的轉型，是由多種政治力量促成的結果，既有革命派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鬥爭，也有立憲派及時的轉向與配合，還有舊官僚順應潮流的反正。這樣，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由於政治立場不同，政見各異，對於革命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與認識。即使在革命派內部，也因派係有別，衍生利害衝突，而不免歧見互出。例如，尚秉和的《辛壬春秋》[2]，專記鼎革之際辛亥（1911）、壬子（1912）兩年事跡，兼及癸醜（1913）年事；分省記事，各自成篇。作者站在擁護袁世凱的立場上，偏袒立憲派，對革命懷有偏見，時有汙蔑與攻訐之詞。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3]，則是用國民黨正統史觀撰寫辛亥革命史的範本。鄒魯是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的國民黨元老，他的革命史觀充分反映了國民黨的正統史觀。《中國國民黨史稿》正是以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曆史演進脈絡為主線，敘述中國革命曆史。在這個革命敘事框架中，其他革命團體，如興中會時期的華興會、光複會、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同盟會時期的共進會及光複會重建的史實，基本上未曾涉及。對於革命領袖孫中山，則用大量篇幅敘述其思想與活動，而其他革命領袖人物如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則隻做簡略的介紹。這種具有濃厚意識形態氣味的典型的國民黨正統史觀，頗為時人及後世學者所詬病，不免使其學術價值大打折扣。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則是對國民黨正統史觀進行挑戰的顯著事例。曹亞伯是湖北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的創辦者之一，因受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排擠，憤而編著《武昌革命真史》。書成以後，南京國民政府要人汪精衛、胡漢民頗不滿意，以其有意突出日知會功績，過分批評其他革命黨人，記載失實，甚至譏評孫中山等革命領袖，下令查禁該書，並將未售書籍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