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末最後十餘年曆史的研究，有一個明顯的從革命史研究到現代化研究的範式轉變問題。其原因與時代變遷及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背景密切相關。不同的研究範式，在方法上有不同的切入點，在內容上有不同的研究重點，在價值判斷上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其利弊得失是值得認真總結的。諸如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淡化與邊緣化、清末新政史與立憲運動史研究成為熱點，以及所謂“告別革命”、把清帝退位解釋為“光榮革命”等論調，均需要進行學理上的檢討。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現代化範式”與“革命史範式”並不是新東西，其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40年代，蔣廷黻與範文瀾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代史》分別是這兩種範式的典型代表作。這兩種範式的產生是特定時代社會政治的產物，其在學界的影響與命運也同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政治的轉型密切相關。張海鵬先生認為：“從整體上來說，20世紀中國政治的演變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演進影響最大。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研究取向的變化，折射著20世紀中國社會曆史本身的變遷，尤其是折射著100年來中國社會政治思潮的起伏漲落。綜觀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每一時期占支配地位的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判斷，主要地不是來自學術本身，而是來源於對當時中國現狀與未來走向的判斷。每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思潮、政治意識形態和普遍的社會政治心理，往往構成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話語和基本概念。這種學術話語所形成的學術氛圍，規定和控製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範式’的命運。”[71]可見學術與現實政治密不可分，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政治的影響。正是由於時代與政治的因素，長期以來，大陸學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還是遵從革命史範式。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形勢下，現代化問題一時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自然也影響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取向。1987年，嶽麓書社以“舊籍新刊”的方式，重印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陳旭麓先生在“重印前言”中寫道：“要以‘近代化’來改變‘中古’的麵貌，這是曆史的邏輯。蔣廷黻在曆史的推進中感知了這個邏輯，所以也就能觸到近代中國的這個總要求。”[72]這是對現代化範式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