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讀劉紹銘的隨筆《文言和白話》（《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6月21日），他認為白話文不如文言文耐讀，而白話文又受了翻譯的“汙染”。讀過之後，頗覺其見解有片麵性。
百餘年來，中國語文遭遇亙古未有之變局。以白話代替文言，隻是一個表象；就深層來說，鑽研語文的人群也在發生變遷。此前，讀書人基本上是文人，可以說，古代舞文弄墨的集中了各個時期最優秀的分子。西學東漸以後，形勢大變。由於教育分科、文理殊途，“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引領人才分流的號角；自茲以降，最優秀的人才絕大多數義無反顧地選擇理科，偶爾一二漏網之魚鑽進文科，也往往直奔財經、金融、政法而去。竟日跟文字耳鬢廝磨的，多屬下駟。普天之下，概莫能外。這，不能不說對現代漢語形成了較為深刻的影響。
就上揭劉文來說。其開篇引陶傑的話，將張愛玲之外的現代作家如巴金、魯迅、朱自清一筆罵倒。筆者不知陶傑何許人，觀其出言之狂妄悖謬，在此可置不論。劉先生稍為中庸，在張愛玲之外，又捧出梁實秋、錢鍾書兩位；同時引童元方拈出的數例語證，以說明“我們的白話文是毀於英譯中的‘怪胎’”。應該說，其立意清澈明朗，行文也煞是通暢，然而，其論證則並無效力。
劉先生舉出的所謂“怪胎”分別出自傅東華、梁實秋筆下，都是譯文。可是，劉先生想說明的卻是整個“白話文”，而且是“我們的”。顯然，證據有所不足。然後，他講錢鍾書的文體沒有受到翻譯的“汙染”，拿出來的又是錢鍾書的創作。在此不能不說，劉先生的思路實在太發散。他想證明傅、梁的白話文受到了“汙染”，應該拿他們的創作說事。進而要比較傅、梁與錢的區別，須分別就譯文、創作各加以比較才行。就其所據材料而論，隻能認為傅、梁的譯文受到了翻譯的“汙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