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梁誌平《水鄉之渴：質環境變遷與飲水改良（1840—1980）》
十幾年前，曾有好幾年時間，我曾為曆史地理學的研究現狀和前景深感憂慮。從1934年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位先生在北平發起成立“禹貢學會”，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曆史地理學成立（今年正好是80周年）以來，前麵差不多六七十年，中國曆史地理學界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實現“禹貢學會”的理想：將傳統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現代的曆史地理，編輯一套曆史地圖集，編纂曆史地名辭典，等等。雖然說，實際取得的成就之高，一些大型學術基礎工程的質量之好，遠遠超出了當初“禹貢學會”成立時的設想，但從問題意識、學科理論、研究方法諸層麵，這些工作都在“禹貢學會”時，顧（時年41歲）、譚（時年23歲）諸先生所預見的範圍內，並無革命性進步。相反，倒是一些具體工作的目標越來越低。就著作、論文的選題而言，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一出手都帶著“國”字，或者“學”字。如譚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侯先生的《曆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而史先生在年輕時就曾與顧先生合著過《中國疆域沿革史》。這樣的工作，光看題目就令人神旺。稍後，他們指導的頭幾批研究生在論文選題時，還多有泱泱大國之相，如葛劍雄先生的《西漢人口地理》，周振鶴先生的《西漢政區地理》，每人能做一個斷代，或一個時段較長、範圍較大的地區。再後來，等這一輩學者的學生出來，那就公侯伯子男，每下愈況。題目的限定詞越來越多，研究時段越來越短，區域越來越窄（甚至小到縣、鄉級也不稀奇）。這樣從積極麵來說當然也算在進步，畢竟思維越來越細密。然而就整個學科而言，不能不承認其內在活力在下降。意味著找不到激動人心的新題目。長此以往，真不知將伊於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