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絲毫不掩飾對程千帆先生的崇敬之情。並世數十年，無緣一親謦欬，由此我很感激程門諸弟子。
基本上我是通過程門諸賢的《書紳錄》才得以親近程先生的。看完之後，我歡喜讚歎，又懊惱不已。我小時候受到父兄們訓誡，沒有養成寫日記的習慣。從念碩士起，我先後侍從過的導師何業恒先生、譚其驤先生，年輩都與程先生相若，因之而拜見過的碩學鴻儒不知凡幾，可是我沒有把他們的咳珠唾玉給記下來。真是天下沒後悔藥賣。
不過，話說回來，我雖然沒有筆之於書，老師當年那些教誨還是念茲在茲，經常反思的。特別是從譚其驤先生問學以後，由於跟他的思想差距實在太大，他的每一次談話都讓我異常震驚，如聞天鼓。例如，1991年3月間的一個早上，我去他家接他來學校開會，剛上車，他就說了一番讓我聽了很驚異的話。
他說：搞文化地理，首先要把各地的民族變遷弄清楚。這是研究中國文化地理的最重要的問題。雲南在元代以前，貴州在明代以前，都還不是漢人占主體。這兩個省的漢人占到主體，應該在明清以後；貴州應該在清代。全國的這個過程、這個發展次序必須搞清楚。湖南比雲貴要早一點，不過也早不過宋代。
一般人大概難以想象那天我聽到這番話時的感受。在此不妨插敘幾句背景。我碩士論文做的是南北朝的佛教地理，答辯時好幾位前輩鼓勵說：這個題目值得繼續做下去。我自知還隻是開了個頭，於是也想接著做。孰料在投考譚先生的博士生時，先生兜頭給潑了一瓢冷水。他說：曆史文化地理的論文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做斷代的，像盧雲那樣，選一個時代，做全國；還有一種是跟那樣相對稱的，選一個區域，做通代。盧雲學曆史出身，做了漢晉文化地理；而我原來學地理的，先生希望我做一個區域。考慮到我是湖南人，他建議我做兩湖，以湖南、湖北兩省為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