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場爭論，休謨視之為生活裏的意外，希望盡快忘卻；對於盧梭，那是新的開始，從前所向往的黃金時代、自然教育和契約精神，現在他覺得無所謂了，重要的是揭露偽君子。1766年盧梭逃往英國，在思想意義上，那是他帶著頑疾和憂鬱闖入公共空間的冒險。誤解與猜疑大肆襲來，他覺得迫害的企圖無處不在，雖是假想的，卻揮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裏反擊。鑒於同代人沒有公正的判斷力，他就向後代人說明真相，為此專心寫作《懺悔錄》，在英國時兩易其稿。對於題目，到底是“回憶錄”還是“懺悔錄”，盧梭猶豫不定。草稿上標著“懺悔錄”，致友人信中卻說是“回憶錄”。《懺悔錄》出版後，它的風格為人質疑。盧梭生前的論敵埃皮奈夫人懷疑它的真實性，1849年拉馬丁（Lamartine）在法國立法議會演講時斥責盧梭虛偽。羅曼·羅蘭批評他言辭高傲，與托爾斯泰一樣親近自然，但兩人的《懺悔錄》差異大，托爾斯泰有純粹的基督教精神，盧梭放肆，有法利賽人的狂妄。[16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耶魯修辭學派的保羅·德曼（Paul de Man）從文本角度追溯寫作情境，他覺得盧梭是在辯解，不是懺悔。“懺悔”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義克服罪孽和羞恥，是對語言認識論的運用，“辯解”是敷衍的修辭術。[170]
德曼分析了《懺悔錄》的一個場景，盧梭、瑪麗永（Marion）與絲帶的故事：盧梭偷了維塞利（Vercellis）夫人家的絲帶，誣陷是女仆瑪麗永幹的，她是個聰慧和善的小姑娘，人見人愛，卻被趕走了。盧梭對此印象深刻，1776年又在《漫步遐想錄》中提及，“這個謊言的罪過夠大了，我對其後果始終一無所知，內疚使我將之想象得非常嚴重，罪過就更大”。對於盧梭的目的有很多解釋，1787年1月，《文學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說他偷竊成性，“頭腦中滿是浪漫的想法，像個受不良教育的孩子，沒有謀生的本領”[171]；加多（C. Gardou）歸咎於病態的敏感，“因偷竊絲帶受盤問時，他難以控製言行，所以有反常”[172]。但對於德曼，那不是道德問題或精神問題，而是宗教問題。除了表達悔恨之意，盧梭闡述謊言的修辭是炫耀性的，“盧梭注重的是那個用語言構建的公共場景，偷竊的事在其中更有意義”[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