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興衰與理想主義者的命運
“文學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lettres）是17世紀法國人對於時代精神的共識，1694年這一表述收錄於《法蘭西學院辭典》，1684年《文學共和國新聞報》（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創刊，並在三十餘年裏持續報道文學共和國的消息。[1]在現代學術界，啟蒙是文學共和國的代稱，18世紀後期，沃波爾、達朗貝爾、伏爾泰稱他們的時代為“光明時代”或“啟蒙時代”，區別於之前的“蒙昧時代”或“黑暗時代”。[2]1784年柏林星期三學會的征文比賽之後，啟蒙被視作18世紀的時代精神，現代啟蒙解釋學偏於形而上學，相比而言，文學共和國有形而上學的傾向，但更多的是實踐的願望，致力於新事業的有哲學家，還有手藝人、出版商、冒險家。在法國布列塔尼的田間讀報的農民，在巴黎郊區磨紙漿的技工，在大西洋航路上探險經商的海員，在國王花園裏照料東方植物的園丁，他們的勞動是文學共和國話語體係的基礎。這套話語的指涉越多，掌握它的人就越有力量，受舊製度追捕時它就衍生出虛無的語境，當具體物象受驅趕時，它能虛構異種生靈，話語的變形意味著更多的自由。[3]在文學共和國裏，識字率、寫作和閱讀是有政治內涵的行為，關乎人在權力下的處境。舊製度後期，識字率提高，寫作與閱讀的空間變得開闊，但它仍受監視，批判精神弱化，人隔絕於真實，這會導致民族心理的失控。民族心理失控之前有一個緩解緊迫的地帶，即文學共和國，它的話語體係若能突破舊製度的用詞習慣和語法體係，進而形成新風俗，法國革命時代傳統破裂的可能性要小，所以時代話語的革新有政治意義。
盧梭與文學共和國的關係不是單純的思想問題，他的進退涉及新風俗與舊製度的對抗。青年盧梭渴望進入文學共和國，參加各地的征文比賽，結識有名望的人，一番努力後成為它的公民；但因有別於主流觀點，時人斥其愚妄，1766年後他承受不了文學共和國的惡風俗，所以要退出。惡風俗來自理想主義者的變形，他們進入文學共和國之初有崇高的追求，又為生存理性控製，與舊製度同謀，背叛文學共和國的精神。盧梭的進退是在挑戰現代啟蒙解釋學的曆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