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後的世界旅行、探險和商業開拓了人的視野，人員、商品、信息有了新的流通形式，並催生了現代人格。他們追求真實，注重實利，在力量和勇氣上勝過古人。與之相應的是新話語體係的出現，它希望了解一切，發現人的力量，反思域外風俗，破除陳規舊習，這是現代精神的萌芽。遠方見聞錄和實驗科學的確定性衝擊了經院哲學的邏輯，世俗生活的真實性取代了異象與啟示，教會史不再是絕對真理。拉丁語的時代結束了，用民族語言寫成的作品日漸增多，訓導、說教或啟示性的修辭已不多見，類似詔諭、告示和命令等單向傳遞的信息受人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平等、開放與包容，以清晰的語言傳達確定的知識。
在文學共和國的早期曆史中，書信來往承載它的功能。身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的學者，平生不曾謀麵，卻有穩定的通信聯絡，“伏爾泰的通信人有一千四百個，盧梭的不少於六百，孟德斯鳩的多於兩百，狄德羅的不下百人，古物和植物學家塞古（Jean-Fran?ois Séguier）有三百人”[4]。與通信網絡同時形成的還有一套新式的交往規則：及時回複信函，行程裏就近拜訪，禮貌接待遠道而來的學者，即使是不速之客。1773—1783年，塞古在尼姆（N?mes）隱居時，1383名大小人物前去拜訪，他都盡力招待。[5]
沒有報刊業就沒有文學共和國，報刊的編輯、出版、發行、閱讀的過程裏包含了文學共和國的機製。1685年南特敕令廢除後，法國新教徒逃亡荷蘭、英國、瑞士。得益於那裏的信仰自由，他們創辦報刊，印製書籍，向法國走私，包括創刊於倫敦的《讚成與反對》（Le Pour et Contre），創刊於荷蘭的《文學報》（Journal littéraire）、《理性圖書館》（Bibliothèque raisonnée）、《法國圖書館》（Bibliothèque fran?aise），這一類報刊宣揚寬容，批評宗派主義，大獲成功。[6]法國的報刊業同樣繁榮，《學術會議報》（Les Conférences Académiques，1660—1665）、《書摘》（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3）、《巴黎郵報年鑒》（Annales de la Courrier de Paris，1697—1698）相繼創辦，風格相對保守，卻在新知識領域有所開拓。庫柏（G. Cuper）生前被稱為“文學共和國的秘書”，1708年訂閱了十餘份報紙，包括法蘭西科學院主編的《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共濟會修士愛爾維修的藏書裏有《法國信使報》（72卷）、《百科全書報》（304卷）、《文學共和國新聞報》（40卷）、《信使新報》（Le Nouveau Mercure）、《學者新報》（Nova Acta Eruditorum，43卷）、倫敦皇家學會的《哲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5卷）、《柏林皇家科學院紀事》（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 lettres，25卷）、《經濟雜誌》（Journal ?conomique，23卷）等。[7]1740年，達米尼（d’Arminy）去世後，家人在他的藏書裏發現了十二種報刊，包括《學者報》（1665—1735）、《文學共和國新聞報》（1684—1699）、《書目選編》（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0）、《科學文藝曆史備忘錄》（Mémoire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 des beaux arts，1701—1735）等。[8]一個包含作者、發行商和讀者的信息網絡隨之成形，《法國公報》（Gazette de France）在君士坦丁堡、聖彼得堡、柏林、斯德哥爾摩、維也納、羅馬、阿姆斯特丹、倫敦、海牙等城市派駐通訊記者，盡快捕捉當地的新聞。1748年，《法國信使報》在26個城市設立發行處，1756年增至46個，1764年增至56個。新知識不再為少數懂拉丁語的人壟斷，普通人的思想交流變得容易，“所有人都在閱讀，而且喜歡閱讀一切東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