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義的盧梭
現代意義的盧梭形象有三個：“啟蒙者盧梭”是思考現代問題的哲學家，但這一身份受到健康問題的幹擾。1766年後，啟蒙者的形象慢慢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浪漫派盧梭”，他以身體話語開創了新風格，其中有現代性批判的源頭，以及工業時代情感文學的風格。“革命者盧梭”是革命話語對於盧梭思想的單向度解釋，解釋的方向受之前兩個形象的影響，又關乎舊製度晚期動**的風俗與人心。在雅各賓主政的時代，三個形象走到了一起，現代意義的造神運動開始了，但法國不像納粹德國那樣有統一的政治偶像，這是法國革命意識形態的特點。拿破侖之後，盧梭進入了民主與暴力的辯證法，他被斥為民主暴力的始作俑者。這種解讀有邏輯矛盾，從去世到革命結束，他的形象不統一，保皇或共和，革命或反革命，是聖賢也是惡人，革命家雖以之為精神導師，實踐中卻有背叛。盧梭的變形故事裏有法國現代政治道路的混亂，關於教權、君權、代議製的分歧延緩了現代化進程，民族精神與個體心理都有破碎感。
盧梭曆史形象多變的深層原因在於革命話語的缺點。這個話語體係包括道德結構和政治結構，一個人要進入其中，首先得符合道德結構的願望，之後才能進入政治結構，最終成為革命意識形態的象征。盧梭的身體話語與苦行殉道的模糊關係、美德語境與多次受迫害的反差、以微薄之資尋求完美製度的不懈努力，這一切使之看起來符合革命道德的需要。然而革命道德話語有強大的想象力，以自己的願望塑造它所需要的角色。1778—1789年，盧梭去世後雖然陷入輿論紛爭，他的人格備受質疑，道德話語能洗掉對他的詆毀，但那不是曆史理性，而是打碎現實的激烈情感，缺少製度變革所必需的謹慎與沉穩，所以這個偶像的道德基礎不牢固，1789年雖能進入政治結構，它的實踐力卻不能變革舊製度。一個為人敬仰的精神偶像無從破舊立新，黨派之爭反而愈演愈烈，它的道德基礎受到批判。革命實踐與曆史批判的錯位是19世紀法國學術界的難題，無從妥協，也沒有答案。如何在一個人的曆史形象與動亂的時代精神之間尋求聯係，政治實踐多大程度影響了盧梭的曆史形象，保守派批判的“盧梭”是不是那個處境艱難的孤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