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七六六年的盧梭”是法國舊製度晚期的風俗畫，包含一個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間裏的多種境遇。1750年《論科學與藝術》獲獎後，盧梭是有才華的論戰者，又被人視作詭辯家；《新愛洛漪絲》和《愛彌兒》出版後，他是不朽的作家，也有人指責他是思想異端。1766年因與英國文人和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矛盾，他的形象不再取決於寫作風格，而是報刊輿論裏的道德評判，以及空泛的好奇。他對紛亂的意見無能為力，就想退出文學共和國，但爭議更多，他已是輿論的玩偶。1778年盧梭去世後，一個政治化和宗教化的人格出現了，與之相關的是一套解釋性的話語體係，法國人稱之為“盧梭主義”（Rousseauisme）。[1]盧梭的形象生前失控，是因為他的病痛超出了時代醫學的解釋力。醫學實驗和理論基礎有欠缺，庸醫謀財害命，江湖郎中到處行騙，盧梭耗盡財力不能治愈，又不被人理解，他為此痛恨醫生和醫學。這是1750年後盧梭反科學立場的直接原因，而在科學理性已成為意識形態的年代，反科學的言論讓他的形象更複雜。1766年，他的精神出了問題，道德評價的介入扭曲了他的身體話語，剝奪了他的辯解資格，在困境與惡意中，他覺得人心不古，世俗生活難以捉摸，對社會風俗的批判更嚴厲。論敵卻說他露出了真麵目，而普通人覺得他的寫作風格變了，真實坦誠，比其他作家更易接近。
盧梭與其解釋者無法融通，解釋者之間也難有共識，一些人鄙夷的卻為另一些人讚賞，雙方各執一端。在對立中，舊製度的弊端引起的心理失衡有了肆意表達的出口，在混亂的輿論中，他的形象一次次分裂，一切似乎與之有關，卻與之無關。他看著自己的形象，一個捉摸不定的變體，他希望它趕快離開是非之地，倏忽間又來了一個新的。1766年之前的盧梭是啟蒙者，開放理智，注重體係精神，之後的盧梭是浪漫派，敏感沉靜，又有人文關懷。法國革命前後又有兩個盧梭，一個是生命意義的，一個是政治意義的。第一次轉變源於殘酷的生命體驗，從啟蒙者到浪漫派盡管是被動的，卻是盧梭的選擇；第二次轉變已脫離他的意誌，生前他是病人、啟蒙者、戲劇家，去世後，尤其在革命時代，這些身份為人忽視，取而代之的是立法者、革命之父。在美德專製的年代，他的批判者沉默不敢言，熱月政變後他們開始反擊，盧梭旋即是革命暴力的鼓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