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帶著我們一家老小到重慶之後，發現重慶物價漲得很快。他不敢坐吃山空，決定出去工作。
先是，我的姨父是一個老國民黨黨員，戰時在蔣介石的委員長重慶行轅掛名當參議，平常靠行醫補貼家用。父親去找他，他把父親介紹到一個補充團裏當軍需官。這一工作，工資不高，卻非常忙碌，要不斷隨軍送新兵上前線。父親身體不是很好，工資又不夠養家，隻好另謀出路。
正好賈伯濤在贛南當上了師管區司令，有意請父親去當軍需主任。父親心動了，把姐姐、三哥、五弟和我送入位於江津的國立九中及其附小之後，帶著母親去投奔了賈伯濤。
但是，雖然是師管區的軍需主任，收入似乎也不夠養家。父親曾經托到重慶辦事的同事看望我們，給我們帶點東西。其中有一位，還讓我看了父親寫給他的信。在信中，父親說，他很感謝賈伯濤，讓他“有一枝棲”，但待遇低了一點，流露出另謀職業之意。
果然，不久又來了一個好機會。資源委員會在江西大餘設立了鎢礦管理處，處長恰好是曾經在我們家礦山當過礦師的程義法。程義法將父親調去，當主任秘書。父親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工作，因為他對礦山的工作比較熟悉，收入也高一點。
1944年，日軍發動反撲。豫湘桂戰役之後，日軍在1945年初攻占大餘。父母再次淪為難民，順著山路，從江西走到安徽，回蕪湖老家。
抗戰勝利之後，父親因有在資源委員會下屬單位的工作經曆，本有機會參與接收工作。他若參與接收，或可保住自家的礦產。但是，他看到接收過程中的種種亂象，加上30年代參加籌備鄂豫皖贛四省農民銀行的不愉快經曆，辭掉了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