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武漢，我們在位於花樓街的萃仁旅館落腳。為了業務上的方便，我們家常年在萃仁旅館包了房間，相當於益新公司的駐漢辦事處。因為是老客戶，萃仁旅館對我們照顧得很好，但就是弄不到繼續西行的船票，令人著急。
父親想到了他的那位盟兄賈伯濤。賈伯濤很講義氣，很快到旅館來看我們，還請我們吃西餐，一副很瀟灑的派頭。他運用自己的關係，幫我們買到民生公司的船票，可以直達重慶。我一直記得從武漢到重慶坐的輪船的名字：民貴。之所以記得準，是因為母親在船上生了一個男孩，也就是我的八弟。臨產的時候，船長很熱心，設法騰出來一個房間做產房。八弟出生之後，船長還提議：“這個孩子是在民貴號上出生的，就取名‘民貴’吧。他以後坐我們的船，永久免費！”
可惜，八弟未能再坐“民貴”號，到重慶後不久就夭折了。船抵重慶之後，我們在鄉下租了一個地主家的房子住下來。八弟不幸患上肺炎，戰亂之中，缺醫少藥，很快就離開人世。那天晚上，父親出差在外，母親緊緊地抱著八弟，悲慟萬分，但沒有流淚。我們圍坐在母親身邊，也沒有流淚。就那樣靜靜地坐了一個晚上，為八弟守靈。
八弟已經不是第一個在亂世中去世的家人了。由於旅途勞頓，顛沛流離，到重慶之後不久，外祖母、六弟和我都生病了。外祖母是中風，六弟是傷寒，我是“走馬牙疳”。外祖母和六弟很快就死了，隻有我活了下來。就在我治好牙病回到家裏不久，八弟去世了。
我們家在戰時的“生死”故事，在整個民族所遭受的苦難麵前，看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於我們家而言，則刻骨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