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告別老宅
作為一個企業主，祖父不太關心政治，但很關心市場。當然，從關心市場的角度，往往又不得不關心政治。他有一個書房，我們小孩子平常不允許進去。但是，在西安事變之後，他改變了態度，允許男孩子們到書房讀報。
進去一看，大開眼界。祖父的書房，藏有各種書刊，還擺著一台很大的收音機。收音機當時是稀罕物件，在蕪湖很少有人擁有。報紙有蕪湖的《皖江日報》，有天津的《大公報》，有上海的《申報》《新聞報》等。從那以後，每天都有一次家庭時事討論會。祖父和父親根據報上所載，收音機所播，以及自己在軍政兩界聽來的消息，展開認真討論，以對時局做出判斷，安排工廠的生產營銷，並判斷家中婦孺是否應該“跑反”。
1937年8月，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形勢日益緊張。11月底，蕪湖開始遭到日軍飛機轟炸，祖父和父親必須做出重要決策。他們意識到，這次中日戰爭，肯定不是短期內能夠結束的。上海已成交戰區，不能像往常那樣往上海“跑反”，隻能隨難民潮西行。父親主張全家遷徙，但祖父卻要求父親帶著婦孺西行，他自己留守蕪湖。
一天晚上，父親領上我們兄弟五人，來到祖父的臥房。祖父和祖母正襟危坐，神情嚴肅。父親再次勸說祖父母一起西行，祖父依然拒絕。他還說：“我父親創下的家業，因我能力有限，有中落趨勢。我已對不起祖宗，不能離開祖業，保全自己性命。”他決心和祖母，還有家族裏其他願意留在蕪湖的人留守到最後。
父親很著急，帶著我們兄弟，一起跪在祖父母麵前，懇請他們一起走。祖父態度堅決，不為所動。我們隻好以跪拜大禮，向祖父母告別。
那時，在戰火的驅迫下，華東一帶西逃的民眾越來越多，匯成一股巨大的苦難潮流。為了安全起見，父親決定分批出發。第一批是兩個青年，一個是我曾祖父的小兒子（我們的小叔祖父，我們常叫他“小爺爺”）[1]，一個是我大哥。他們兩個年齡相仿，從小一起長大，父親決定讓他們先走。由礦山的一個礦師帶著他們，直接去了他的家鄉貴州。父親自己帶第二批走，包括外祖母、母親、我們姐弟五個，一共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