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為《曆史研究》寫一篇複刊詞。為了我能夠寫好，編輯部開過一次會議。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或說要破舊立新，或說要有靶子，但未得要領，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指導精神，我實在很為難。熬了兩個通宵，得了習慣性的偏頭痛，好不容易湊成一篇，交上去，不能用。原因很簡單：目標不明確，沒有戰鬥力。
其後，撰寫複刊詞的任務落到了寧可的頭上。他大概知道一些內情，或許他撰寫的稿子在發表前經過了“梁效”把關修改，反正定稿的發刊詞充滿了火藥味。比如批判“文革”前的編輯部，用了“群魔亂舞”一類的字眼。這恐怕要令黎澍傷心。寧可是黎澍非常欣賞的，我想他不至於用這種詞語。
那時“評法批儒”正在**，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要找出典型來，章太炎被定為近代的“法家”。我曾被要求領銜撰寫一篇討論章太炎的“法家思想”的文章。編輯部近代史組的幾位同仁，包括負總責的胡繩武在內，私下對於“評法批儒”都持保留意見，大家一致認為近代無法家。但任務被派到頭上來，隻能硬著頭皮上。
奉命與我一起做這件事的還有兩人，一個是劉耀，他是研究現代史的（那時以1840—1919年為“近代”，以1919—1949年為“現代”），對章太炎沒有興趣；另一個是方黎燕，她是一個工人，隻有初中文化，還不到20歲，根本讀不懂章太炎的文獻。因此，此事隻能由我獨立承擔。
1976年攝。右一為方黎燕
我不認為章太炎是法家，偏偏又要評論他的“法家思想”，該怎麽辦？左思右想，決定避重就輕，專門評述他的《訄書》。在拿定主意之前，我還特意去征求東老的意見。東老覺得可行：“這樣做，既可以完成任務，又可以回避一些牽強附會，很好。”考慮到《訄書》艱澀難懂，他還特意介紹我去向馬宗霍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