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曆史研究》和“四人幫”究竟密切到什麽程度，“四人幫”是如何控製《曆史研究》的，我一直也沒有弄明白。《曆史研究》複刊之後，不歸原來的主管單位學部（全稱是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1977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而是歸國務院教科組主管。國務院教科組在1970年成立之後，接管了教育部和國家科委的工作，遲群是其主要領導成員。有一種說法，遲群主管《曆史研究》，曹青陽直接與遲群聯係。但曹青陽自己回憶說，他的上司不是遲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組的領導。我的腦海裏，沒有留下遲群到編輯部的記憶。李琦曾任周恩來秘書，水平較高，態度平易近人，從不講空話。
如果遲群直接主管了《曆史研究》，那《曆史研究》與“四人幫”的關係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陽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遲群，也還不能排除“四人幫”控製，至少是影響《曆史研究》的可能性。
“文革”期間，北京有一個很有名氣的寫作組，叫作“梁效”。“梁效”是“兩校”的諧音，指的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寫作組的成員大都是這兩所學校的人。遲群是“梁效”的領導者，而複刊後的《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樣都要送給“梁效”審查。“四人幫”完全可以通過這一環節對《曆史研究》加以控製。
我參加過一次“梁效”的審稿會，是在北大朗潤園。那一次主要是給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見。我在旁邊觀察了一下，感覺“梁效”寫作組中，真正起作用的，隻有某某某一人，處在領導地位，顯得很自負，頤指氣使，大大咧咧。湯一介、周一良、田餘慶等人，都還是書生本色。田餘慶發言，完全是學者風度，都是從學術本身談。
借調《曆史研究》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