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個“不適當”
1974年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學校通知，我被《曆史研究》編輯部借調，需馬上動身到北京報到。學校黨委副書記劉丙一找到我，顯得很高興，說通知是中央下達到省裏，由省教育廳下達到學校的。他叮囑我去一趟省教育廳，並說：“你要珍惜這個機會，學校很高興，應該給學校增光。”
我一聽，輕鬆半截。原先是一個戴罪之身，現在居然可以給學校增光。我遵照指示，去了省教育廳，見了幾位老領導，又聽了幾句鼓勵的話。但對於何以被借調到北京，依然一頭霧水。
多年之後，才有人告訴我，原來，我的兩個老友戴逸和蘇雙碧曾參加最初《曆史研究》的複刊籌議。他們看我長期處於被批鬥的境地，想拉我一把，於是把我列進借調名單。
雖然當時不知道這一“內幕”，但我確實把能被借調到《曆史研究》編輯部視為一個天大的好機會，高高興興地去北京報到。
去了一看，擔任編輯工作的，都是從各地高校借調來的，有些認識，更多的則不認識。胡繩武負總責，寧可當副手。與上級聯絡，主要靠曹青陽。曹青陽是北京工業學院團委書記，沒有曆史專業背景，但他是真正的頭兒。我注意到，專業人員中，不論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大家臉上都洋溢著笑容，為能借調到《曆史研究》編輯部感到榮幸。除了業務人員，還有“摻沙子”進來的幾個工人，我記得有一個老王師傅，來自天津東站，有一個叫作方黎燕的小姑娘，來自北京汽車修配廠，還有一個小王師傅，是從沈陽一家工廠調來的。
報完到不久，我去看望東老。多年不見，曆經滄桑，彼此都有些激動。才進門，就聽到樓上傳來東老濃重的醴陵口音：“開沅同誌，你來了！”
一番寒暄之後，我告訴東老，此番來京，是被借調到《曆史研究》編輯部。原本認為東老聽了會很高興，沒想到他卻皺起了眉頭，一字一頓地說：“你呀，是在一個不適當的時間，來到一個不適當的單位，參與一件不適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