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言椒在北京初步商定之後，我便回了武漢，立即又陷入日常教學之中，對於編寫《辛亥革命史》，一時並無行動。倒是林言椒動作麻利，他以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很快就和除林增平以外的各方學者聯絡上了，並且得到了熱烈響應。於是，開始進入正式搭建寫作班子的階段。
那時依然要“三結合”，即黨支部、工農兵、專業人員相結合才能寫作，否則沒有“合法性”。這一製度使搭建寫作班子一事變得複雜，使我們被迫做了不少“虛功”。
黨支部好解決，當時華師的領導機構是革委會和臨時黨委，黨委書記為本校教師能主持編寫這麽一套由國家最高一級出版社出麵組織的著作感到高興，表示鼎力支持。
“工農兵”的問題不好解決。不是找不到工農兵，而是我在《曆史研究》編輯部工作的經曆使我明白，工農兵理論工作者的寫作水平大多很低。他們進來之後該如何開展寫作？
在武漢可以聯係的企業很多，我們最後決定找武昌造船廠，因為據了解，武船的技術人員裏，有一些是清華大學或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文化素質較高，而且正下放車間勞動，已經擁有工人師傅身份。我請善於公關的林言椒出麵聯係。果然，武船一看是人民出版社的重點出版計劃，馬上答應，派了好幾個上過大學的“工人”，並答應在他們那裏舉行編寫組的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於1976年夏秋之間舉行，除林增平之外，編寫組的重要成員都參加了。大家做了一個大致分工，決定回去之後就動手寫作。但隨著編寫組工作的開展，我越來越感到有必要請林增平出山，請他和我一道主持工作。
我將此意和林言椒說了，他馬上行動，跑到湖南，居然說服了省委宣傳部，同意林增平立刻出來工作。林增平第一次來參加編寫組會議時，還穿著帶有塵土的勞動服裝，並與我們談炒茶經驗，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和他治學的態度一模一樣。從那以後，《辛亥革命史》便有了兩個主編，我與增平從此密切合作，開始了“林章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