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初稿接近全部完成。這時，我和蕭致治受美國學術界的邀請，前往美國進行學術交流。結束在美國的交流之後，蕭致治回國，我又接受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聯合邀請，前往日本交流。這次出訪前後將近兩個月，使我們的編寫工作受益匪淺。因為正是在“文革”劫難期間，北美、西歐、日本乃至我國港、台地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迅速發展，儼然成為一門國際顯學，大大拉開了國內外研究水平的差距。通過這次出訪，我們不僅親眼看到了差距，而且還初步明確應從哪些方麵盡快縮短距離，同時也搜集了許多重要資料、信息與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定稿過程中，我們充分利用了這次出訪的收獲，因而增進了國際視野與學術水準。
定稿工作從1980年開始。此前，我們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借用學生宿舍和教室作為住宿與辦公地點，定稿就在這裏。聽從林言椒的合理建議，我們首先集中精力將上冊定稿。交來的稿件大都基礎不錯，但也有個別作者寫得比較粗糙，有的甚至還未全部寫成，隻好由我與林公動手續寫。統稿期間，我開始患高血壓，走路有的時候隻能摸著牆壁和樹木走，睡覺不能躺下去，隻能靠著，很是辛苦。
不過，大家精誠團結，倒也苦中有樂。兩個主編常駐北京，其他作者輪流進京，會合定稿。因此，有的時候，宿舍裏住著四個人，但有的時候，則隻有我和林增平兩個。這使我們有機會增進對彼此的了解。增平大智若愚，外樸內秀，平常埋頭工作，話語不多。但到了臨睡的時候，他常常會不知從何處摸出來一把花生，有時還有半瓶剩酒，自斟自飲，自得其樂。有時也會贈我半杯，聊以相伴。這個時候，他的談興漸濃，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無所不談，語速較慢，如潺潺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