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山康夫的承諾
大概由於我從事辛亥革命研究的關係，尤其是“文革”後期出版的小冊子《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場大論戰》的影響，在“文革”結束之後，我較早有機會與來華訪問的外國學者接觸，而這種接觸，為我第一次出國訪問提供了重要契機。
大約是在1978年春，日本的中國研究所訪問團來到武漢，湖北省涉外辦讓我做接待工作。中國研究所是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支派，不過後來和日共分裂了，被清除出來，屬於對華友好的派別。這個訪問團的團長研究陶行知，而我們學校正在偷偷編輯《陶行知集》（那時陶行知還是批判對象）。副團長北山康夫，原在奈良大學任教，已經退休。北山參加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辛亥革命研究班”，對清末民初的會黨有研究。
這個團的翻譯，是我所尊敬的範文瀾先生的孫女。範女士的日文很好，也很幽默。她說：“章先生的名字我們都知道。”又說：“我原以為您是一個辛亥老人呢，沒想到還不是很老嘛。”
在與北山交流的時候，我們談了宮崎滔天的一些情況。宮崎滔天一生支持中國革命，是孫中山、黃興等的摯友。我在上小學時就看過他的《三十三年之夢》，後來研究辛亥革命，也對他有所了解。“文革”結束之後，黃興的女兒黃德華和女婿薛君度回國探親，約我到長沙敘談。由於他們的介紹，我見到了黃興的長子黃一歐，一歐老人興致勃勃地為我追述了當年寄養在宮崎家的許多往事。他與宮崎家的孩子龍芥、世民等一起長大，滔天的妻子槌子夫人為了優待這位小“外賓”，在糧食緊缺的時候，讓他吃米飯，而要自己的孩子咽豆渣。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一歐老人還忍不住熱淚盈眶。他還為我學唱滔天拿手的“浪花節”，那腔調，特別像湖南花鼓戲，看來已經被他加入了不少“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