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美國的訪問路線是自西向東。美西第一站是西雅圖，東道主是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東亞研究中心。接著我們南下至所謂灣區，訪問了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然後前往美國中西部，訪問了威斯康星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美東第一站是哥倫比亞大學，第二站是普林斯頓大學，第三站是馬裏蘭大學，然後是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
與蕭致治攝於紐黑文
按照美方邀請信的約定，哈佛應該是訪美的最後一個學校。但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鄒讜兩位出麵，盛情邀請我訪問該校，並代辦簽證延長手續。對我而言，奔波一月，已感疲乏，芝加哥大學之行，已是強弩之末。但東道主接待之殷堪稱後來居上。僅何炳棣的家宴便從晚上七點持續到次日淩晨四點，何先生縱論中國各學派之研究得失，品評老輩學者蔣廷黻、陳寅恪等人的貢獻，何夫人則不斷送來浙江口味的佳肴與自製小點心，不覺東方漸白。回到旅館之後，倒頭便睡，結果誤了原已約定的與台灣著名曆史學家吳相湘的中午餐敘，深感歉疚。
旅美期間，每到一處，我都做學術報告，或和熱心於中國研究的老師和學生座談。在耶魯大學演講的時候，餘英時主持，並親為寫黑板以增進聽眾理解，盛情可感。一個學生對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提出質疑，我正準備回答，餘英時動用了他的“主持”權力，建議另約時間交換意見，理由是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我的粗略印象是，美國西部高校的學生比東部高校的學生思想更活躍，更開朗，更愛辯論。
在與學者們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很多學術信息。
如柯白告訴我，美國學者研究亞洲史的比較少，很多人認為西洋史才是曆史，亞洲史無價值。“對此我很生氣”，他如此說道。據他介紹，美國的研究生要拿到博士學位才能工作，加上學中文又難，因此所選題目一般都很小，意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