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結束美國的行程之後，我直接去了日本。京都大學邀請我訪日時，本擬安排我在1980年元月以後為該校文學部講一個月的課，但我國教育部為節約來回國際旅費，要我把訪日提前，與訪美之行銜接起來。京都方麵頗感為難，但終究還是順從了中方的意願。不過，受學期結束和年末經費緊張的限製，時間縮短為兩周，一半訪問東京，一半訪問京都，京都大學的課隻有取消。
當我到達東京成田機場的時候，狹間直樹已經在那裏等著我了。他是作為主請單位的代表，特意從京都趕過來接機的。不過，由於第二天還要上課，他安排好我的住處並將我介紹給東京大學的佐伯有一之後，便匆匆趕回京都去了。
在東京，接待我的單位有兩家，一為東京大學，一為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佐伯有一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是專攻明清史的專家。訪問東京期間，他費時最多，盡心盡力，陪同我參觀了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到上野公園精養軒憑吊過當年同盟會員的活動舊址，甚至親自帶我到火車站購買前往京都的車票。
田中正俊是東大文學部的教授，陪同我參觀了東洋文庫。田中身軀高大，動作敏捷。“二戰”末期，他被征召到陸軍，派往東南亞。雖服役時間很短，但終身為此愧疚，曾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寫了一本《戰爭·科學·人》，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他在此書扉頁引用了一首戰死學生兵的小詩：“為什麽日本人的死，隻有日本人悲傷。為什麽別國人的死，隻有別國人悲傷。為什麽人類不能共歡樂，共悲傷？”
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的創始人與精神領袖是野澤豐。因研究領域接近，我們很快成為相知甚深的海外知己。此次訪問東京參加的學術活動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該會的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