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會以後，我們原本還想與台灣學者個別交談，不料立即被台下聽眾湧上包圍，台灣學者則在秦孝儀率領下匆匆離去。唐德剛等華裔學者似乎興猶未盡，龍卷風似地把我拉到樓上一間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飲酒暢敘，共慶會議圓滿結束。
時間已過子夜，我正擬回臥房就寢，年逾古稀的華裔資深學者鄧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間，用濃重的湖南鄉音說：“今晚我一定要與你同飲。”隨即拿出從東南亞帶來的小食，與我邊吃邊談。與鄧先生交談的內容我早已毫無記憶，但那濃鬱的鄉情與誠摯的祖國關懷令我心隨酒醉。
等我回到自己臥房，已是深夜兩點多鍾。
事情本來到此已經了結，但由於是海峽兩岸學者的第一次學術交流，引起了海外眾多中文媒體的關注。其中，大部分媒體對大陸學者的表現給了好評，但台灣媒體則有蓄意攻擊大陸學界的嫌疑。海外有些友人把台灣媒體的報道寄給我參考，免得我挨了罵還蒙在鼓裏。
我讀完之後，感到有正麵回應的必要，以免以訛傳訛，混淆視聽，於是寫了《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問題——兼答台北學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上公開發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從不同層麵論證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同時也用稍許筆墨批評了台灣有些媒體。比如，我在論文的開頭全文引用了《中國時報》的一篇題為《辛亥革命當然是全民革命》的通訊的第二部分“六大理由證明它是全民革命”後，有如下一段評論：
“我不知道這篇通訊稿是否經過張玉法先生過目，但對照張氏提交會議的論文英文稿，以及我對會議討論情況的回憶，它大體上是符合張氏發言原意的。報道中也有若幹小的差錯，這或許是通訊作者不甚熟悉中外史學界情況，也可能是手民誤植，與張氏的論文和發言無關。同時，與會後其他台北報刊相比，《中國時報》這篇報道除了在大小標題上顯示其傾向性以外，對雙方發言內容的介紹尚屬持平，這也是應該加以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