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度易名
1984年，我們創辦了華中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其前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該研究室是在“文革”結束後，由我牽頭，在曆史係建立起來的。開始的時候，辛亥革命史研究室隻有我、陳輝、孫玉華三個講師，外加劉望齡，他那時還是助教。後來，工農兵大學生裏留了一位李子林，也曾擔任助教，但不久就離開了。另外，中南民族學院的朱秀武、彭英明也在這個研究室幹過一段時間，小彭特別活躍，文筆不錯，參與撰寫過《辛亥革命史》的初稿。“文革”期間中南民院等校與華師合並，“文革”以後民院又分開獨立，他就回民院去了。
1983年，華師的近代史研究方向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以此為契機，教育部要求我們成立一個研究所。於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更名為曆史研究所了。雖然更名了，但實際上還是以辛亥革命為主，偏重於中國近代史。不過，有一段時間，曆史研究所的人員中，除了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尚有研究印度史的。
實際上，華師研究印度史的力量是很強的。骨幹是塗厚善，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曆史係，1949年考入中原大學，後留校任教，被分在曆史組。由於他英語好，於是讓他專攻世界史。後來，他又有機會到東北，跟蘇聯專家學習，長進很快，深受史學大家日知（林誌純）先生好評。陶軍也很棒，燕京大學畢業，新中國成立前就在新華廣播電台當過英語播音員。另有一位劉繼興，也是科班出身，新中國成立前畢業於武漢大學曆史係。在“文革”後期，中央感到有加強南亞研究的必要，於是由商務印書館主持翻譯有關印度的著作。塗厚善等人參與其中，做了不少很有意義的工作。
那時的高校裏，在南亞領域，真正做曆史學研究的，隻此一家，很有特色。因此，就連季羨林都很關心我們的南亞史研究。他的一個學生李繼晟，還被分到我們這裏教印地語。那時能教印地語的機構很少。我也利用出境訪學的機會，為我校印度史研究同行牽線搭橋，建立外界聯係，並盡量搜集一些資料。美國和日本的印度史研究重鎮，我都去訪問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都和我們建立了長期的聯係，伯克利圖書館為我們寄來幾大箱印度史書籍，芝加哥大學則同意我們每年免費送一名研究生去它那裏學習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