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乘民航班機從北京起飛，在廣州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時受到質疑，因為我的護照上沒有菲律賓簽證。我趕忙出示從馬尼拉到新加坡的當天機票，工作人員一看，確認我是在馬尼拉機場轉機，而且都是中國民航售出的機票，便放行了。
重新登機之後，我密切注意有無到馬尼拉的中國人，正好前排座位有一個菲籍華裔商人。我上去與他寒暄，並問他：“菲律賓國立大學離機場有多遠？機場入境處有沒有電話？”他說：“大學離機場很遠，入境處沒有公用電話，必須過關後才能打電話。”
糟糕，我雖將到馬尼拉的航班班次和到達時間電傳給了國立大學，但並未告訴對方我可能無法入境，必須直接去新加坡。入境處又沒有電話，那該怎麽辦呢？我隻好匆匆寫下國立大學曆史係的聯係電話，交給那位華裔商人，請他回家後轉告：“章先生已經由馬尼拉機場前往新加坡。”
到達馬尼拉機場之後，我無法辦理入境手續，便坐在轉機休息室等候。明明知道沒有簽證不能入境，但還是存有一絲幻想。或許非常時期會有非常手段，我還有入境的機會？至少，國立大學曆史係來接機的人員，或許會到轉機休息室來找我，可以和他們見一麵吧。我當時這樣想。
半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任何人來尋找，我便到新航窗口辦理登機手續，並托運了行李，然後又坐下休息。
就在這時，兩位菲律賓女士從遠處跑來，並用英語高呼：“章教授來了沒有？”
我連忙迎上前去，原來正是菲律賓國立大學曆史係主任丘吉爾（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和卡瑪佳（Maria Luisa T.Camagay）教授。她們在入境處等了半個小時，沒有看到我的蹤影，於是趕來轉機處尋找。
她們問清情況以後，第一件事便是為我向新航取回行李，並且把去新加坡機票行期推遲一周。然後也顧不上向我多做解釋，便一起直接到入境處的辦公室，交給值班官員一張紙條。官員仔細看了一遍，點點頭便讓我入境了，既未做過關檢查，也未在護照上蓋簽證印章或做任何注明。事後我才知道，這是國防部支持阿基諾的一位副部長親自批示的信箋，而此人後來也擔任過菲律賓總統，他就是拉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