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任波折
1984年，我出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此事頗出乎我的意料。我本無意當什麽校長，隻想埋首故紙，當一個學者，做更多學術工作。沒有想到，在為換屆舉行的民意測驗中，我的得票為全校第一。
民意測驗是在1983年舉行的。“文革”雖已結束多年，但遺毒依然存在，派性因素是其大端。學校內部也好，湖北省委也好，都因“文革”期間屬於不同的派別而影響到現實工作。大概為了更為客觀，校長換屆前要舉行民意測驗。
教育部派了一個人事司的副司長來華師主持此事。此人年輕，思想開放，他沒有帶任何主見進來，民意測驗並無候選人，有點“海選”的味道。票填完了之後，立即打包封存，帶回北京。後來公布結果，出人意料，民意測驗時並不在學校的我得票最多。
事後分析，我能獲得較多票數，成為華師校長，恐怕和以下因素有關：一則我雖然不是老黨員，但還算個老革命，有些革命資曆。二則很多人在“文革”期間屬於不同派係，“文革”結束後相互之間的抵觸尚未消除。我則沒有任何派性，隻是一個被批鬥之身，“文革”後反而比較超脫，兩麵都可以接受。與之相聯係的一點是，大亂之後，痛定思痛，人們很害怕那些會弄權術的、喜歡整人的、動不動上綱上線愛搞大批判的左派當權，而我沒有做過這些事，也做不來這些事，還像個讀書人的樣子。另外，80年代選拔大學校長時，對學術的權重增加了。那一批上任的很多校長，像南京大學的曲欽嶽、南開大學的母國光、北京大學的丁石蓀等，都是學有專長的學者。我之所以受到重視，大概與我所從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關。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受到國內外好評，可能是我能夠獲得較多票數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