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基於貝德士文獻的發現。我之發現貝德士文獻，多少有些偶然。
1988年，“中國民主運動史學術研討會”結束之後，我有1個月時間在國外查閱相關曆史文獻。由於那時我已開始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正籌備下一年在武漢召開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此，會後專程到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檢索中國教會大學的檔案全宗。
但工作開始不久，我就發現館內保存了貝德士博士的個人專檔。貝德士是我就讀金陵大學期間的老師，對於他的相關文獻我自然有濃厚的興趣，於是花了好幾天時間，專門瀏覽這些卷宗。在貝德士文獻中，我居然發現了一張我們曆史係師生在玄武湖邊的合影。更出乎意料的是，貝德士的個人專檔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殺的原始資料。
貝德士
原來，南京淪陷之後，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參與了保護中國難民、抗議日軍暴行的正義事業，親眼見證了南京大屠殺。當時留在南京城裏的外國人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貝德士是該會的最後一任主席。因此，該會的往來公文以及許多成員的私人信件、日記、文稿、備忘錄等，都由他保管。50年代回國之際，他將這批文獻帶回了美國，後來成為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的藏品。
粗粗瀏覽，我便認識到貝德士文獻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最寶貴的原始資料。但當時因時間不允許，我隻是對這批文獻稍作索引，來不及認真閱讀研究。
1990年8月，我終於擺脫學校行政事務，應邀到美國正式進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第一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仍然顧不上接觸貝德士文獻。1991年7月，我得到耶魯大學邀請並獲得魯斯基金資助，專程前往耶魯神學院，與妻子一道，住在靠近圖書館的學生宿舍中，曆經8個月，將貝德士文獻係統閱讀了一遍，並複印了1000多頁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寶貴資料。我還將自己複印的這些文獻複製一份，送給“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