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個筆記本上草草地寫著如下一段話：“上午中央國際廣播電台電話采訪。江蘇人民出版社楊副總編電話約書稿，將來漢麵談。10時20分去機場（赴日）。”這是發生在1997年12月10日的事情。此次赴日，是去東京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60周年國際會議。動身前接受的采訪，也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出版社所約的書稿，還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
從那一段簡單的記錄，可知我當時確實挺繁忙的。實際上，大概與1997年是南京大屠殺60周年有關係，那一年，國內外對這一事件都給予了大量關注，和1995年的“內冷外熱”頗為不同，我也因此而接受了國內外大量媒體的采訪。過慣了寂寞的學者生活的我，一旦置身熱鬧場合，頓感紛紛擾擾，頗為不適，一度血壓飆升，高到220/110。
那時沒有從武漢到東京的直航，我在10日先抵達上海，在東航招待所過夜，第二天再飛往日本。
到上海之後，才進賓館房間，行李還未放好，便聽見有人敲門。開門後，看見兩個陌生人並肩而立，本以為是敲錯門，他們卻彬彬有禮地問道：“請問您是章開沅先生嗎？”
我有點驚訝，他們忙遞交名片，並自我介紹是TBS上海支部的負責人與資深記者，[1]原來又是有關“南屠”的采訪！那天晚上，接到妻子從家裏打來電話：香港無線電台也想到武漢采訪我。隻有苦笑婉辭。
11日上午，乘東航班機，於中午時分到達成田機場。會議事務局長上杉聰先生親自到機場迎接，同機到達的還有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江蘇省社科院的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伍正禧。投宿旅社就是我1993年暑假住過的後樂賓館，所以環境比較熟悉。
晚宴接風實際上是工作餐，主要是讓伍正禧、孫宅巍、胡菊容、我同幾位翻譯會晤，討論演講稿中某些詞句的譯法。因為我在文稿結尾引用了一位死於海上的少年學生兵的遺詩：“為什麽日本人的死，隻有日本人悲傷？為什麽別國人的死，隻有別國的人悲傷？為什麽人類不能同歡樂、共悲傷？”翻譯覺得這首詩很感人，但苦於找不到日文原詩，深恐從中文返譯有失原意。我手頭也沒有原詩，隻好求教於原詩的提供者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