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我隨同胡繩一行應邀前往東京參加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到達的當晚，日本友人北岡先生邀我到淺草一家小酒店敘舊。
由於時間已晚，客人剩下的為數不多，但有位公司職員模樣的中年人卻自斟自飲自唱《北國之春》，歌聲優美而又略帶感傷，引發一片熱烈掌聲。北岡與其他日本客人大概都經常光顧這家酒店，所以彼此較為熟悉。他突然乘興站起來，介紹我這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曆史學者，於是又引發一片熱烈掌聲。
有一位坐在偏僻角落裏的老人突然起立，緩緩走過來向我深深鞠躬，麵容凝重、語音低沉地說：“請先生回國時務必帶回一個前日本士兵永恒的懺悔，他在戰爭中到過南京、開封等地，並且做過許多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情。”
我們緊緊握手，片刻相視無言，正想進一步細談，卻又見老板娘已是淚流滿麵，淒愴欲絕。原來，1941年她還未度完新婚蜜月，太平洋戰爭即已爆發，丈夫被緊急征召派往東南亞，從此音信渺然，據說是乘船在海上被盟軍飛機炸沉而死。17歲的新娘從此孤身隻影，曆盡滄桑，艱苦備嚐，總算晚年得以在淺草開一小酒店聊以謀生。
目睹此情此景，大家都靜默無語，侵略戰爭帶來的損害，特別是精神上的痛苦，其延續的時間是何等長久啊？我與謝罪的前日本士兵匆匆告別，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歸途，卻忘記與他交換名片。
在那之後，我每到東京必去淺草，並非嗜酒，亦非購物，而是想重溫那年深秋之夜的情景，但卻始終未能尋得那婦人與老者的蹤跡。我與這婦人與老者的緣分大概就僅限於此吧？
1997年8月中旬，我應邀參加南京市為紀念“南屠”60周年而舉辦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且有幸被安排與東史郎在15日上午同一分組會報告。開會之前，我正坐在會議室靠進口的座位上小憩，忽然進來一位滿頭銀發神清氣旺的老人，陪同他的是一位文靜俊秀的日本女士，他們循例施禮後便坐在我的旁邊。由於語言的限製，而且都在準備自己的發言，所以沒有相互交談。根據節目的安排，我估計這位老人可能就是東史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