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規定，本地幹部為正職，學校下去的幹部為副職，其用意十分明顯，土改要以當地幹部為主，外來幹部為輔。但是，實踐中，卻存在“洋包子俘虜土包子”的現象。
我們的大隊長是個河北人，年輕的老革命，十多歲就參軍，打過仗，身體很棒，武藝高強，但行伍出身，級別不高。大學下去的幹部，資曆老，級別高，能說會道。要說土改，他們也有資格說話，因為有些人在老區的時候就參加過。因此，土改一開始，就有點反客為主的味道，副職頭頭是道，正職沉默寡言。
大概大學的領導們受了鄧子恢的影響。鄧子恢強調政策的嚴肅性，主張穩當紮實，反對暴風驟雨。他是中南軍區的主要領導之一，具體負責抓土地改革。我們進行土改，每次開會，都以學校去的領導為主，開會程序大體與學校相同，也開展了一些工作。
別人的工作如何開展，我不大清楚。作為負責宣傳教育的秘書，我按照要求，除了在簡報上做些宣傳之外，還親自對農民和地主雙方都做了一點政策性的宣傳教育。
對地主，我奉命主持過“地主學習班”，向他們訓話，主要是講解土改政策，介紹中共階級路線，要他們認清前途，配合土改。不過，這種學習班也許太和風細雨，地主們似乎並不當回事。這也是人之常情，有誰願意輕易把自己的土地財產交出來，分給大家呢？
對農民，更是教育為主。我應邀向他們宣講過土改後的好處，告訴他們，土改後將會走蘇聯的道路，實行合作化，建設集體農莊，康拜因（指聯合收割機）在大田野裏開，物資豐富，生活幸福，雲雲。這種宣傳能有多大效果，我心裏也沒有底。唯一能夠證明我的宣傳還有點影響的，是物理係一個學生，紮根在一戶人家，家裏有一個姑娘，聽了我的宣講之後，特別激動，非要那個學生帶著來見我，說她很崇拜我。我說：“崇拜我什麽啊？”她說：“你講的‘新農村的前途’和‘土改與合作化’，太美好了。”大概我的宣講，還能燃起部分青年農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