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放衛星
1959年下半年，我突發奇想，提出要在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我之發願研究辛亥革命，是在1954年。那年秋，民主德國曆史學者貝喜發博士專程來武漢調查研究辛亥革命，我參與了接待工作。友邦學者親臨，湖北省當局很重視，把很多辛亥老人都動員起來。我就是從那時和張難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辛亥老人建立起交往的。貝喜發來訪一事對我頗有觸動，一個外國人不遠萬裏到武漢來研究辛亥革命，我們常年住在武漢的中國學者反而不大關心，實在有點難以言說。於是，我決心要研究辛亥革命。
為此，我向辛亥老人請教過一些問題，大都得到認真答複，尤其是李春萱的回信，不但最多，而且最長。我也曾向武漢大學的汪詒蓀先生請教，汪先生熱情鼓勵我長期從事辛亥革命研究，並把自己曆年抄錄的珍貴史料全部借給我閱讀抄寫，他從三四十年代起就開始注意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中國近代史叢刊》的辛亥革命史部分出版後，我也認真研讀了。這些工作可以說為開展辛亥革命研究準備了一些條件，但那時近代史學界討論最熱烈的是近代史分期與太平天國性質，受時風習染，我也熱衷於此，加上政治運動多，因此雖已發願，但並未對辛亥革命展開實質性研究。
我於1959年提出在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與當時的政治空氣有關。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各行各業競放衛星。我想：“要放，我就放一個大的。”在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就是我要放的“大衛星”。
我之所以有“放衛星”的勇氣，恐怕和那時年輕氣盛，有“想幹點事情”的衝動有關，也與我在那時的境遇有關。在“向科學進軍”中，我已經嶄露頭角。下放草埠湖雖然辛苦，也有不甚如意之處，但整體上還不錯，有些英雄氣概。下放期間，我先前投寄的兩篇文稿發表了。下放期間，我還到北京參加了全國青聯會議，被選為全國青聯委員。1959年國慶節前後，單位組織觀看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大片《林則徐》之後，我花了一個晚上寫了一篇影評，不但被《人民日報》刊登，並且得到該片導演鄭君裏的高評，他甚至給我來信，說他下一步要拍攝《太平天國》，請我寫劇本。種種虛榮，使我覺得自己還能做點事情，有點底氣，於是放了這麽一顆“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