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我奉派與省社聯秘書長李德仁、學術秘書歐陽一道前往北京。她們負責與中央有關部門溝通，我則專門與學術界聯絡。在此之前，我已經將自己執筆撰寫的論文《從辛亥革命看資產階級性格》初稿寄給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前輩。因此，到北京之後，我就直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
那時，近代史所的人都下放了，但因範老的托付，留下了劉桂五、王仲、趙金鈺三位專門接待我。劉桂五是學術秘書，王、趙二位則奉派具體審閱我的文稿。浙江大學的楊樹標正在近代史所進修，我就和他住在一間房。
在近代史所安頓下來之後，我認真聽取了劉、王、趙三位的修改意見，其餘時間就用來閱讀該所收藏的重要書刊。
有一天，桂五對我講：“你來了，劉大年你見不到了，他們都下去了。有一個人你非見不可。”
我問：“哪一個？”
他說：“黎澍。”
原來，為了加強對中國近代史所的領導，黎澍在前不久已被任命為該所的副所長。不過，辦公地點暫時仍在中宣部。
一聽說要到中宣部見黎澍，生平怕進衙門的我有點緊張，問桂五：“我能進去嗎？”桂五說：“沒問題。你有證件，你說明要找誰就行了。”
經桂五安排，我在約定的時間前去拜會。中宣部的門禁並不嚴，也沒人查我的證件，我徑直就進去了。進去之後又迷茫，因為我不知道他的辦公室在哪裏。問了幾個人也不得要領，都說：“他調走了吧。”
正在為難之際，一個中年婦女路過，主動問我：“你找誰？”我說：“找黎澍。”她笑著說：“跟我走吧。”
跟在這位女同誌的後麵，我進了一間很大的辦公室。一張很大的辦公桌前，一個謝頂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這不是列寧在十月嗎？”我心裏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