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學術界的交流是比較少的。不要說跨地區的，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我隻在“向科學進軍”期間參加過兩所高校的學術討論。一次是武漢大學組織的，一次是河南大學組織的。河南大學之所以會邀請我參加，乃是因為我曾經在中原大學上學、工作，河大把我當作校友。因此，在“自然災害”異常嚴重的1961年秋天，在武漢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實乃空前之舉。
辛亥革命時代即已投身革命的老革命家吳玉章，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一開頭就強調：“利用曆史事件或曆史人物的周年紀念來進行學術活動，是推進學術研究的一個很好的方法。”這可以說是對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充分肯定，這次會議正是以曆史事件為主題的第一場全國性學術討論會。
吳老還說，希望將來能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問世：“我們現在講辛亥革命，就要求將來會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出現。這對於提高我國曆史科學的學術水平，是有重要意義的。”我對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到了“**”後期，當出版界的朋友邀請我組織學者撰寫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的時候，吳老的這句話很自然地又湧上心頭，成為我義無反顧承擔這一任務的重要因素。
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心得，並展開了有益的爭鳴。尤其是徐侖先生的論文《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引起學者們圍繞對張謇的評論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我雖未參與到這一討論中去，但這場討論於我深有影響。此前，就如何開展學術研究一事，我曾向唐長孺先生請教。唐先生告訴我：“從人物入手，知人論世，是不錯的方法。”我自己研究資產階級的時候，有一種感覺也越來越強烈：個人沒有研究清楚，對階級的研究很難深入，應該從典型的資產階級人物入手才好。從學者們的討論中，我突然意識到，張謇就是我治學的入手之處！張謇從狀元變為實業家，又投身政治與教育，時間跨度長，經曆複雜，實在是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於是，在那之後，我投入到了對張謇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