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想去北大，卻去了文史委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會議之後，我一頭紮進了張謇研究之中。1962年，我正在南通閱讀張謇的家藏文獻，得到消息，作為獎勵與補償，華師給我兩年時間外出進修。我非常高興有這麽一個機會，問題是，去哪裏進修呢？
我當時最想去北京大學，跟隨邵循正先生進修。邵先生出身世家，是鄭孝胥的女婿，曾師從法國學者伯希和，學問極好。在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會議期間，我曾向邵先生請教，他教給我很多小竅門。比如說，關於讀書，他告訴我：“並非所有書都要精讀。該精讀的就精讀，不該精讀的就瀏覽，更次一些的就翻翻。對有些書，不要說一目十行，一目百行都是可以的。”做曆史研究需要海量閱讀，如果任何書都精讀，確實無法獲取盡可能多的信息。
1959年5月成為全國青聯常委之後，我認識了北大的侯仁之。他也是常委，也是曆史專業的，而且都有教會大學背景，我們因此走得近。在得到有機會出去進修的消息後，我與侯仁之聯係了一下，表達了想跟邵先生進修的願望。侯仁之向邵先生說了一下，不久之後，邵先生通過秘書告訴我，他同意我到北大進修。
沒有想到，華師領導替我做主，另外聯係了楊東蓴先生。東老50年代擔任華中師範學院院長期間，對我早有較多了解。1957年，他被周恩來調到國務院，任副秘書長，負責文教戰線的工作。後來，又被調到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擔任副秘書長並負責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工作。
東老得知我要外出進修，很是高興，一口氣應承下來，並且，很快以全國政協文史委的名義向華師發了借調函，把我借調到他身邊，協助征集北洋史料。這樣，北大就沒法去了。
文史委成立於1959年，分成若幹小組，搜集、整理、出版20世紀各重要曆史時段的文史資料。辛亥革命50周年之際，文史委出版了一套《辛亥革命回憶錄》，主持其事的，就是東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