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學院，我們有一位專用廚師，並由蔡端專門管夥食。蔡端是蔡鍔的兒子，被劃過右派，到西北一個瘠苦之地接受勞動改造。他眼看著身邊的很多人就像蔫了的莊稼一樣，一個個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他想著自己可能也無法離開那個地方了，但沒有想到中央領導關照到他了。大概有人認為蔡鍔的兒子這樣死了不好，於是以治病為由把他調回北京，後來較早摘掉右派帽子，恢複幹部待遇，為我們管夥食。
夥食的標準是每人一天八毛錢。物價便宜，蔡端又精明能幹，因此吃得很好。中餐和晚餐都是兩葷兩素，四菜一湯，早點也很豐富，油餅、油條、薄脆、豆漿，一樣不少。
蔡端有點苦惱的是行老章士釗，因為行老有時會來“蹭飯”。行老是我遠房堂伯章宗祥的北洋同事[1]，又是東老的老師，我對他畢恭畢敬，他能來吃頓飯，我覺得很高興。但蔡端是辦夥食的，他要考慮資金運轉問題。他曾對我抱怨說：“行老他也不考慮我們的難處。我們是一個蘿卜一個坑，隻有這麽一個標準。”原來，受文史委北洋史組邀請入住社會主義學院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的，行老是本地的，不在受邀之列。受邀請者及其家屬，都享受八毛錢一天的標準夥食，不受邀請的，則沒有，又不好對行老明說。
行老每次出現，必定西服筆挺，硬底皮鞋擦得雪亮。個子雖然不高，樣子也不是那麽偉岸，但氣度確實非凡。
有一次進餐的時候，行老說：“你們這兒飯菜真好吃！”
我問：“行老，您平常沒有吃得這麽好？”
他說：“哎呀，家裏人多口闊，廚藝也不好……”
他說家大口闊，確是事實。那時，行老其實有三個家。一個在上海，原配夫人吳弱男在那裏。主體在北京，是奚夫人。香港還有一個金女士，他多少也要管一點。行老在這方麵有他的本事，能夠維持家庭的和諧，相安無事。他做台灣工作的時候，金女士幫忙甚大。和吳弱男雖然不住一起，但關係也仍較密切。陳旭麓向我講的一件事情可以證明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