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委搜集文史資料的方式，主要是征集。文史委成立之後不久，從全國各地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很多都有史料價值。我在文史委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審讀這種稿件。審讀結果分為三類，甲類是可以直接出版，乙類是修改後可以出版，丙類是沒有價值，不可出版。
除征集之外，還有一種輔助方式：把有關當事人請到文史委，請其回憶當年往事，由別人代筆整理成文。北洋史組就請過曾毓雋、鄧漢祥、朱啟鈐、章士釗等幾位。曾毓雋和朱啟鈐在北洋時代都當過總長，鄧漢祥則屬於謀略家，周旋於各派各係之間，到處遊說，縱橫捭闔，兜售自己的軍政主張。請到文史委的，一般都是住在外地的，家在北京的一般不請。為了方便這些人起居，請他們到文史委的時候，還允許他們帶家人。我記得鄧漢祥把女兒帶來了，而曾毓雋則帶了好幾個人。隨來的人，除了照顧老人生活，同時也當老人的寫手。老人回憶到什麽往事，由他們執筆整理。鄧漢祥的寫手是他女兒，曾毓雋的寫手是他女婿，也是他的私人醫生，因為他已90多歲，身體衰弱。
北洋史組請來的老人，被安頓在社會主義學院的招待所。我在那裏與他們同住。由於他們都有“寫手”，我雖然要代表東老陪他們，但並不需要幫他們整理口述文獻。寫好之後交給誰，我也不知道。
這種關起門來“搶救”的方法，成本比較高，收效卻未必大。有兩方麵原因。
一方麵是工作方法不太對。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先把有關文獻按人頭集中起來，找專門研究的人加以梳理、提煉，製成訪問提綱，做正式的口述采訪。采訪的時候，也應該隻讓老人回顧事實，而不可先有“定性”。那時文史委雖然也擬定提綱，但比較籠統，並且也不嚴格執行，北洋老人似乎也不怎麽把它當回事，願意談的時候就談一點，不願意談就不談，沒有什麽約束。更為致命的，是在擬提綱的時候，或者舉行座談的時候，往往先定基調：“直係親英”“皖係親美”“奉係親日”，要老人們回憶當政時如何“當帝國主義走狗”。“直係親英”“皖係親美”“奉係親日”這種見解，是革命時期給北洋各係貼的政治標簽，與事實未必符合。對於當時的政治家來講，他是遇到了什麽問題就解決什麽問題，大概很少有人會想到自己“親英”“親日”“親美”，作為當時的合法政府，他們應該還是自認代表中國利益的。數十年之後，你硬是要他談什麽“親英”“親日”“親美”，說自己當年服務的政府是哪個的走狗，他實在無法談。並且，在心底，恐怕還會有些反感。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很難取得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