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3日，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委員會籌委會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東老做了一次關於社會曆史調查的長篇發言。為了這次發言，他做了非常認真的準備工作，把馬恩列斯的著作都翻了一遍，插滿了簽條。寫作過程中，還征求了我和劉望齡的意見。可惜，當時沒有印論文集。他做報告時，我隻就要點做了一點筆記。
從我所記要點來看，東老的報告引用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強調調查重要性的言論，也舉出了摩爾根為寫《古代社會》、達爾文為寫《物種起源》而做大量調查研究等事例，以說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我最感興味的，是他在發言開頭所講的話。東老指出，當時史學界存在幾種偏向：（1）抄舊材料，貼新標簽；（2）有框框，無材料；（3）找孤證，以說明自己觀點；（4）隨意引用解釋經典著作。仔細想來，東老所指出的那時史學界存在的這些偏向，在今天似乎大都依然存在，某些偏向恐怕比那時還要嚴重。
據新近披露的檔案材料，在同一年6月2日召開的全國近代史規劃會議上，東老的發言也是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問題的。
關於如何在各地建立史調會的分支機構，他說：“前些日子，開委員會時（提出），各地也要成立小組，就地調查。”可見此前已有人提出要在各地建立史調會的分支機構，東老對此是表示讚成的。
關於在開展調查中如何協調北京與各地的關係，他說：“各地與北京，第一是聯係，第二是出人力，地方搞什麽，告訴我們一下，好配合，第三是到各地遊說一下，先到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四個地方，在學部領導下，方向明確。”
關於如何調查北洋時期的材料，他說：“北洋軍閥還有人在，不外是上台在北京下台在天津，所以天津的不少，老人去世，還有其後人。我們設想，北洋材料，由政協與天津掛鉤，落實在天津。”“開會後，我們就去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