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老和大年的指導下，我們製訂了工作計劃。製訂計劃時是如何分工合作的，計劃書是什麽樣子，我都已經不記得了。我唯獨能記得的，是在龐大的調查計劃書中，大年提出先抓兩個“千人傳”，一個是“知識分子千人傳”，一個是“資產階級千人傳”。為了列出這兩個“千人傳”的名單，我們還開展了一些調研工作。記得我們把陳毅也列在知識分子千人傳的名單中了。
關於史調會的工作規劃，我的記憶已經非常殘缺。所幸趙慶雲先生的文章披露了計劃書的概貌，這裏即據以簡單介紹。
有一份《中國近代社會曆史調查工作的幾點意見》，為如何開展調查工作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劃。
該“意見”首先強調，“社會曆史調查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開展調查的目的，在於“逐步克服過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
“意見”指出，必須迅速把調查工作開展起來，原因就是：“熟悉曆史故實的老人正在逐漸減少，某些有價值的文獻材料可能有所缺失，客觀形勢要求我們刻不容緩地把握有利時機，迅速把曆史調查工作開展起來。”
開展調查的時候，需要堅持“三結合”原則：“調查與研究結合，訪問與文獻（以文獻為主）結合，專業隊伍與群眾力量（以專業隊伍為主）結合。”從調查要堅持訪問與文獻結合，並且要以文獻為主來看，史調會的工作，有口述的成分，但口述並非主體，文獻才是主體。我曾經在《實齋筆記》中將史調會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史項目相比，認為如果我們的工作能持續下去並正常運轉，就不會使哥大的口述史計劃“獨占鼇頭”。於此可見，我在很多年以前就對史調會的性質有些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