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老在6月2日的發言中說：“開會後，我們就去天津。”果然，會後不久，他就帶領邵循正、何重仁、郝斌和我等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政協文史委等處開展調查研究。正是這次天津之行，我看到了天津商會檔案和黎元洪個人檔案。對商會檔案的價值，我有了初步認識。那時候檔案資料不受重視，黎元洪的檔案成堆地擱在牆邊。
借調期間，與劉望齡合影
在製訂工作計劃前後，東老還帶領我和劉望齡拜訪過全國工商管理局理論處長吳承明和中央統戰部工商處長萬景光，請他們從全局介紹中國資產階級的曆史和現狀。我和吳承明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他後來介紹我去經濟研究所查閱刑部檔案，又與汪敬虞、彭澤益、張國輝等經濟史專家結識，以後經常切磋交流，對我的張謇與資產階級研究頗有助益。
計劃製訂之後，在東老和劉大年的推動下，調查工作有逐步上路之勢。我們已經開始分工開展工作，有的人則自告奮勇地承擔起某一方麵的調查，如李侃對民國時期的土匪問題感興趣，他就決定負責這一問題的調查。
但尚未來得及深入開展工作，就受政治運動衝擊。隨著“四清”運動的大規模展開，近代史所的王來棣、周天度、王公度等人都被抽回去參加這一運動。不久，劉望齡也被抽回參加“四清”。委員會的辦公室裏，隻剩下我一人。不久，我也因評論李秀成而被中宣部內定為重點批判對象，撤回華師接受批判。因此，到1964年秋，辦公室的工作就陷於癱瘓境地，史調會名存實亡。
1966年初，東老再次把我借調到北京。多次見麵，他都談起如何恢複和拓展近代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工作，並且很想設法讓我長期留在北京參與此事。但這時我已處於經常挨批的困窘境地，有點心灰意懶。不久，“**”發生，史調會的工作，更是無從恢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