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公開地對“貳臣”抱以“同情之理解”的輿論氛圍，對於生長於強調“忠臣不仕二主”思想環境中的宋以後各朝士人而言，無疑頗難理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相關史事下特意撰寫了一段評論，表達不滿：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首領，複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195]
清人趙翼亦有同樣的疑惑：
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垍，皆甘心從賊，靦顏為之臣，此即處以極刑，豈得為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並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偽官內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況殘寇未平，尚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器、峴等傳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為過當，峴為持平。按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雲，仕賊官有為安慶緒驅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又搖。器傳李勉亦奏肅宗曰：“元惡未除，點汙者眾，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盜也。”由是全活者眾。蓋當日時勢或有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離攜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奏為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即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