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保存了燕政權統治下的若幹斷片，雖不能算是係統而齊整的史料，但透露出不少傳世文獻闕載的信息，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自發現以來便為金石學家所重，葉昌熾《語石》中列有“唐僭號一則”，枚舉數例，柯昌泗續有增益。[1]凍國棟在此基礎上，係統梳理《唐代墓誌匯編》及《唐代墓誌匯編續集》所收錄的行用安史年號墓誌共25方，從所見當時中下層官吏墓誌文本的表述中，探考其搖擺於唐、燕之間的微妙心態。[2]近年來新刊布的安史相關碑誌為數不少，據筆者統計已達60方（見表一）[3]，倍逾於前，其中不乏卷入叛亂的重要人物，引起了不少學者關注[4]。隨著資料的豐富，已有條件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對年號行用與正朔認同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的辨析，進而綜合性地梳理、比較行用安史年號及同時期使用至德、乾元等唐年號墓誌的文本書寫與發現地點，借此探究安史亂中政治與社會之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