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往研究中，除了借助卷入叛亂重要人物的墓誌考訂史實之外，對行用安史年號墓誌的文本進行分析，發掘行文中的微言隱曲，也是學者關注的方向。柯昌泗早已論及此點：“祥符常茂徠舊藏段公夫人常氏誌文，冠以大燕，不著年號，但書月日卒葬而已。石出北京，時正為安氏所據，不得不書為燕，而不肯用其正朔也。”[5]凍國棟在排比了當時已知所有碑誌後，以陳牟少及妻李氏墓誌、長孫君妻杜氏陰堂文、劉君妻鄧氏墓誌等為例，指出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行文中仍保留了如“皇朝”“皇”，誌題中不署“燕”或“大燕”，顯示出當時人雖處於安史治下，仍不忘於唐的矛盾心態。[6]這一從細繹墓誌文本的“隱微書寫”角度切入，探究安史亂中吏民心態的研究進路，頗具啟發性，但隨著所見資料的增廣及對文本的進一步細讀，這一結論恐怕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先行研究所抉出的問題實際有二，誌蓋、誌題中對燕國號的書寫，誌文中對安史年號的行用，學者們傾向於認為不書國號或年號的墓誌，或具深意。以下首先重新檢視之前學者分析過的幾個案例，辨析其結論的可靠性。柯昌泗所舉段喜妻常氏墓誌，誌題作“大燕贈右讚善大夫段公夫人河內郡君常氏墓誌銘並序”，誌文中雖未提及安史年號，但明確指出段喜之子在安史叛軍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厥有令胤，揚名立身，茂功高於一時，聖恩沾於百辟，父以子貴，自古有之。”因此，雖然段喜早在開元十九年（731）便謝世，生前亦未有仕宦經曆，但在燕政權建立後，仍被追贈為右讚善大夫。可知段喜一家不但未嚐心懷唐室，事實上與安史政權關係緊密，誌文保留開元年號，未書聖武年號，隻是墓誌書寫的習慣，並無深意。在凍國棟所舉的各種表述中，誌題中是否書“燕”或“大燕”，實有一定規律可循，若誌主卒於天寶末及之前，僅在安史治下安葬、合祔或遷葬，誌題常不署燕國號，仍以“唐”起首。除了凍國棟指出的陳牟少及妻李氏墓誌題“唐故左威衛左中候內閑廄長上上騎都尉陳府君墓誌”外，新見之例甚多，如王賓及妻阮氏墓誌題“故唐陪戎副將太原王府君夫人陳留阮氏墓誌銘並序”、唐恕墓誌題“唐故許州扶溝縣丞唐府君墓誌銘”、張義琛及妻孫氏墓誌題“唐故楚州司馬吳郡張公墓誌銘並序”、李璡墓誌題“唐故餘姚郡司戶李府君墓誌銘並序”，皆屬於這種情況。若放寬視野，檢核卒於隋、葬於唐或卒於唐、葬於五代的墓誌，便不難注意到誌題署“唐”不過是遵循墓誌書寫的格套，而非另存微言大義。如武德八年（625）葬的宇文述墓誌題“隋故司徒公尚書令恭公宇文公墓誌銘”，顯慶三年（658）與妻費氏合葬的柳雄亮墓誌題“隋故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汝陽公柳君墓誌銘”，於北宋開寶三年（970）十月重新安葬的牛存節祖孫三代四人，墓誌皆書前朝國號。如牛存節墓誌題“梁故天平軍節度使鄆曹齊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牛公墓誌”，其子牛知讓墓誌題“晉故度支郎中牛公墓誌”，從其卒官或獲得贈官時的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