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史書中批評“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146]，將更多的責任歸於節帥的控馭失當[147]，但我們不難注意到晚唐這種“經濟性騷亂”發生的頻率日益增加[148]，範圍不但涵括唐廷控製下的“順地”，即使在原本節帥自相承襲已成故事的河朔三鎮中，亦頗為常見[149]，甚至為了防止軍士暗地串通，“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150]。作為晚唐藩鎮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結構性現象，將其僅僅歸因於節帥本人的失策或無能，恐未達一間。如上文所述的盧鈞便是唐廷精心選擇的人選，舉措謹慎穩妥，但亦難逃狼狽離任的命運。
昭義作為唐廷防遏河朔三鎮設立的藩鎮，“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151]，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玉、李抱真兄弟盡節王事，在曆次討伐藩鎮的戰爭中屢建功勳，昭義軍因此享有忠義的美名。自劉悟、劉從諫父子自相承襲以來，昭義轉向割據自立，會昌伐叛的勝利並未能改變昭義軍動**多事的格局，直至唐末因孟方立之亂最終分裂為澤潞、邢洺二鎮，可以說昭義軍的麵貌從中唐到晚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於這一轉變，唐人與現代學者的觀察其實相當接近，都認為昭義受到了河朔割據傳統的影響[152]，“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最。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153]，“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為善之人”[154]，將昭義的轉變歸咎於劉氏主政。因此，李德裕主持的善後工作，其根本目的便是要肅清劉氏家族的影響，“蓋以汙染之俗，終須**滌”[155]。但在誅戮劉氏家族及其親信之後，昭義軍並未如唐廷所期待的那樣，恢複“忠義”的傳統。
正如上文所論晚唐昭義雖不再出現節帥割據自立的局麵，但“經濟性騷亂”頻繁發生，鎮內愈加動**。因此，我們對於前期昭義軍“忠義”的本質究竟為何，實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傳世文獻中對於昭義軍“忠義”曆史與形象的記述所在多有，杜牧著名的《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記述頗詳：